与自然意义的辩护不同，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三大职能之一的辩护，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进行的一系列反驳和辩解的诉讼活动。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为了保障辩护权，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即辩护制度。辩护制度是立法对贯彻落实辩护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总称，一般包括辩护权和辩护权的行使、辩护人、辩护种类、辩护的程序及救济方法等具体内容。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刑诉法对辩护原则的明确规定。

　　辩护的机制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的实际操作方式、作用、状态。它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动态体现，它集中、具体地体现在审判阶段，并因为诉讼模式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崇尚安全价值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更强调打击和控制犯罪，法官不仅可以对辩护的范围、内容，还可以对辩护的方法、步骤进行约束;相反，辩护对审判方式的引导力则很小。在自由价值至上的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强调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法官对辩护的限制较少，而主要以中立身份听取双方陈述;辩护的效果对于诉讼成败有重要关系。普遍认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相应的辩护运行机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较深。但近年来英美法系的一些具体诉讼规则也逐渐溶汇进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辩护可以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辩护人包括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和亲友。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变革。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改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作了科学地修正(刑诉法第十二条)。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第二，关于侦查阶段的辩护形式，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96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自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第三，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开始，大大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

　　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讼诉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象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在辩护的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所以辩护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成功的诉前辩护实质上是依照事实与法律，在指控或不指控(起诉与不起诉)，为何指控(起诉时认不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与公诉方(检察机关)的首次较量的取胜。”公诉方全部采纳诉前辩护意见的是整体性取胜。部分采纳诉前辩护意见的是局部性取胜。这就是刑事辩护的防御功能的正效应。应该承认，《决定》突破了修正刑事讼诉法之前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而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作为攻击和防御的双方都应当庭举证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在法庭辩论中反驳对方的主张。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

　　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

　　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适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上述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然而不能否认实践中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不能真正落到实处。究其原因，包括传统思想，以义务为本位，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的影响。另外，有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不完备，甚至某些规定失之于理，也是直接导致刑事辩护制度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所以，要使刑事辩护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应努力转变传统观念，也应通过完善立法，使法律甄于完善。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真正实现控辩平等的一个过程。其具体的法律途径包括：

　　第一，贯彻和保障律师的提前介入。1990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即规定了“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定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这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已成为国际上的通例，为各国公认。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环节之一，虽然刑诉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因为侦查阶段职权主义的影响，侦查手段保密，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处于同外界隔绝的被动境地，另一方面侦查机关难以形成确实有效的自我约束。律师的提前介入能强化辩护职能，使犯罪嫌疑人直接得到援助，也从客观上对侦查形成了外部制约。由此，法律可作一些适应性修改，比如规定律师应当享有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或规定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也可以在场。同时加强对现有规定的执行监督，促使控辩平衡良性互动的实现。

　　第二，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此项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证据的一种制度，后来被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鉴于控方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绝对优于辩方，而辩方掌握的有限证据控方一般都能掌握，故证据开示制度被认为是辩方行使防御权的一种保障。我国在诉讼中确立证据开示原则，可以使辩护人了解控方证据，有机会进行调查核实;可以使控方知悉双方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及时排除而减少失误，提高诉讼效益;作为审判者的法院也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它利于证据信息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拉近诉讼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

　　第三，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举证责任由公诉方或提出指控的一方承担，被指控的一方不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法律也可以规定由被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如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就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这一规定也就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犯罪嫌人、被告人翻供的情况，其翻供的主要理由是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对案件公正、及时的判决。从发现的错判案件中，大多与刑讯逼供有关。按照目前的做法，被告人提出在侦查阶段曾被刑讯逼供必须对自己的这一主张负举证责任。

　　然而一方面被刑讯逼供者一般都处在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完全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使其难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侦查阶段长达数月，到侦查终结时，其被刑讯造成的伤情也基本痊愈，除非被刑讯致残或致死，否则刑讯的痕迹也早已荡然无存。最后，即使检察官或法官介入调查，也由于刑讯者、知情人多为熟人、同事，取证困难重重。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使一些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时更加有恃无恐。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明确规定在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的案件中由被指控有刑讯逼供的人侦查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应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对于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第四，赋予辩护人相应的豁免权。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材料，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因为辩护方与控方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对立，或者说仅因律师的为辩护的言论与被认定的事实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辩护的危机。实践中，个别司法机关把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职责的调查取证或会见行为指为是制造伪证，使律师遭到拘留或逮捕，导致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由此，惟有赋予其辩护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律师人身权利和作为独立主体的诉讼权利的保障，才能促进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但辩护人在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必须依法进行，对辩护人指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翻供或伪造证据等行为必须严肃查处。

　　“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边沁)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正面临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可以预见，在建设社会主义人权和法治的过程中，它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