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刑法对盗窃罪虽有比较严格的惩罚规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盗窃罪可根据实际情况加重或减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刑法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历代刑法在考虑到加重对盗窃罪惩罚时，通常注重到以下几种况：

一是因主体特殊身份而加重。如监守自盗者，较一般偷盗者为重。

二是因客体特殊身份而加重。因盗窃对象的特殊性，可加重惩罚。如明律中规定，偷盗国家仓库钱粮的较偷盗私人钱粮者为重。

三是因盗窃地点特殊而加重。如宋仁宗时规定，在京城偷盗要比在京城以外的地方偷盗为重。

四是共同盗窃较单独盗窃加重。如秦律规定，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并黥以为城旦，而一人盗六百六十钱以上才黥为城旦。

五是因盗窃情节恶劣而加重。如唐律规定对殴人并盗窃者要加重惩罚。《贼盗律》中有“本以他故殴击人。……因而窃取者，以窃盗论加一等”之说。

六是因盗窃过程中发生严重后果而加重。唐律规定，对于盗窃中过失杀伤人者要加重用刑。《贼盗律》有：“诸因盗而过失杀伤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疏议》称：“自行窃盗而过失伤人者，以其本有盗意，不从过失收赎，故以斗杀伤论。”

盗窃罪的加重除以上几种情况外，历代刑法对于屡犯盗窃罪者，即盗窃惯犯，都有加重用刑的规定。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五年时规定：“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论赦前赦后，赃多少，并决杀。”《唐律疏议》：“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大明律》：“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盗窃二字，再犯刺右臂膊，三犯者绞。”“若军人为盗，虽免刺字，三犯一体处绞。”《清律》同于《明律》，不过清代在雍正之后，出现了近似累犯的积匪猾贼的概念。凡属前科盗窃，赦后犯窃，被处军流徒刑，释放后，又连窃三次以上，同时并发，便是积匪猾贼，依嘉庆修正条例，应发配至极边烟瘴地区充军。

盗窃罪也可根据下列情形而有所减轻：

一是在共同盗窃中，从犯较主犯为轻。

二是亲属相盗，因亲属身份，可减轻其刑。

三是盗窃未遂者，可减轻其刑。唐律规定，盗窃不得财，只笞五十。元律则规定对未遂者笞五十七，明清律为笞五十。

四是预备犯较从犯减轻。如元律规定：“诸窃盗始谋而未行者，笞四十七;已行，不得财，五十七。”

五是胁从犯较从犯减轻。如元律有“诸兄逼未成丁弟同上盗，减为从一等论，仍罚赎”之规定。假如被胁迫参与盗窃而中止犯罪的，有时可以被免除刑罚。如元律规定;“诸被胁从上盗，至盗所，复逃去，不以为从论。”

至于盗窃犯肯于自首的，历代均采原免原则。如《唐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赃犹征如法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这一规定当然包括盗窃罪在内。宋、元、明、清各代，自首减免之法均承袭于唐律，只是明清律改唐律“原其罪”之文为“免其罪”。假如盗窃犯自首后，又有“立功”的表现，不但可依法免刑，有时甚至还可以得到奖赏，如元律规定：“诸盗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能捕获同伴者，仍依例给赏。”这一规定，对于瓦解共犯，也有一定的作用。

古代刑法除规定自首原罪这个一般性规定外，对于强盗、盗窃、诈欺取财等财产犯罪还专门规定有“首露”制度。唐律《名例律》：“诸盗、诈取人财物而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首露即为前往财主处归还原物于主，可得免罪。明清律称为“首服”，内容与唐律相同(参见刘朝彬：《中国古代盗窃罪的产生、成立及处罚》，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