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且最高人事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行政侵权赔偿，尤其是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诸如错捕、错判等造成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形，没有规定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二、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当前存在现实可行性。(一)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需要。(二)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三)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也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要求。(四)当前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机已成熟。三、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问题分析。(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二) 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三)确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四)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法律适用。

　　对于行政侵权行为如不给予必要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也不能更有效地防止行政侵权行为发生。我国已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对于行政侵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采取有效的赔偿措施，确立相应的财产救济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 行政侵权 精神损害 赔偿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及民事审判中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在内的人身权利，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得到全面承认和保护。1995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赔偿法》，也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200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被学术评价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继民法通则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相近似的精神损害案件做出截然不同处理结果，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且最高人事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诸如错捕、错判等造成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形，没有规定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行政侵权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界观点不一。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今天，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中国法律制度史源远流长，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直奉行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国王是真命天子，自然无错误，所以也谈不上国家赔偿，总的来说，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从根本上漠视人的权利，皇权至上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能产生行政赔偿思想，在内容丰富的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难以找到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更别提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绝对主权观念开始动摇，国家赔偿制度在各国的确立也影响到中国。1936年，国民党政府在其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明文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律惩罚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受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向国家请求赔偿。这是我国法律上承认国家赔偿责任的开端，也就出了行政赔偿的雏形，1947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宪法中保留了这一规定。此后，国民党政府又据此制订了《国家赔偿法》、《警械使用法》、《核子损害赔偿法》等对国家赔偿问题做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实行是专制统治，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些规定也没有任何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为建立行政赔偿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1]19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确立行政赔偿的原则。[2]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上，基本上照搬前苏联简单的侵权理论，在赔偿数额上以低额化赔偿为特征，轻视人的精神权利，根本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1957年以后，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法制建设受到全面破坏，公民的人身权利成了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重申了行政赔偿的原则。1986年我国颁布了《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成为行政赔偿的具体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款中的赔偿损失，目前被普遍理解为包括对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援用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那幺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 1994年我国颁布并于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但该法无论从“赔偿范围”还是“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都没有对精神损害做出可给予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只在该法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这应当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当然这与当时我国对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在立法上及司法上认识与准备均不足有关。由于《国家赔偿法》对于赔偿采用列举方式，其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故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大多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这样的处理结果，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违背，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不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少数行政赔偿案件法院依据法律基本原则，参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对行政侵权做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年审理上诉人吴兴旺诉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侵犯人身权纠纷一案，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江宁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吴兴旺收容审查，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收容审查给上诉人吴兴旺造成严重精神损失，可以用金钱赔偿，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一审未判令精神赔偿不当。遂增加判决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赔偿上诉人吴兴旺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000元。[3]该案对行政侵权适用了精神损害赔偿金，对于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大、渗透力最强、影响力最持久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国包括审判机制在内的整个法治环境仍不容乐观，为深入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建康发展，加速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应当确立行政赔偿制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法制环境进一步优化，笔者认为，我国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当前存在现实可行性。

　　(一)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需要。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对权利的充分保障。[4]现代法治为保障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防止行政专横，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其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造成损害时，有获得政府赔偿的权利。在法治社会，对于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的，除了有法定豁免事由外，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阻碍在行政侵权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有限赔偿思想，不符合“有损害就有救济”的法律原则，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在民主法治社会里，应该废弃。同时，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及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之要求，也是行政赔偿背后的现代“民主”、“法治”、“人格保障”、“危险责任”、“公共负担平等”、“社会保险”等法律理念之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保护应更优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贯彻落实宪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的财产救济制度。

　　(二)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要求。精神损害虽是无形，却是客观存在，对于一些行政侵权的受害人来说，精神上的损害还要远甚于物质损害，仅对物质损失进行赔偿，对精神损害不予以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公安机关以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会远远超出其物质损失，依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仅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日的赔偿金。这样的赔偿显然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无法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救济。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幺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与民事侵权同属侵权行为的行政侵权，并没有合理的可以获得豁免的理由。精神损害的恢复需要一定物质力量的帮助，这是人格恢复的物质性，精神损害赔偿金具有补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功能。从社会一般人的角度而言，接受金钱会得到一定的慰藉，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可因获得金钱所得到慰藉而得以弥补;即使受害人精神痛苦不能因侵权人给付金钱而消失，受害人也可以利用所得的金钱，通过康复治疗、旅游、游戏等活动使精神状态得以恢复，或减少精神上的痛苦。对于权利主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仅不会贬低受害人的人格，而且能体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权利主体的人格、精神财富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是消除封建余毒、贯彻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的要求。[5]精神损害赔偿金在西方发达国家适用初期，也存在许多争议，德国学者就提出了存在使人格商品化可能性的担心，此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主要是受法律理念务实化的影响，与社会性质无关。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不仅可以保护权利主体在国内的精神权益，而且还有利于依据相互保证主义原则保护我国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在国外的精神利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