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始法治化建设以后，个人权益得以伸张，个人请求国家赔偿被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但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立法和实践中，高山虽然隐形，但丘陵仍然存在。

　　8年前，曾伟奇在自贡市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个体老板，那时政府表扬他致富有术，银行主动上门给他提供贷款。

　　8年后，这个男人生活在一间简陋无比的出租房里，还要依靠远在贵阳的父亲资助。已闯过不惑之年关口的他幽幽地告诉记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我一无所有。”

　　因为一起经济纠纷，1996年曾伟奇被自贡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反反复复直到2003年12月25日，才终判无罪并被当庭释放。期间，他共被羁押了551天。

　　6月17日，为追回所有被“追缴”的财物及资金利息等，曾伟奇向四川省高院赔偿委员会提交了《刑事赔偿决定申请书》，要求自贡市公安局赔偿300多万元。

　　10月26日，省高院赔委会在自贡市中院对此案举行了公开听证。但结果何时出来、是什么结果，目前曾伟奇和他的代理人张居定律师正在等待。

　　从“合作”到“诈骗”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诈骗案呢?

　　那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年代，当电影中还在热捧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之时，初中文化的曾伟奇搞汽车运输挣到了30万，30岁时拥有的净资产超过800万。

　　1992年4月4日，他与自贡机床厂联合筹办焊管厂。曾出任厂长并提供全套设备，机床厂提供厂房、劳动力等;焊管厂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床厂也叫自贡唐家坝监狱，曾告诉记者，“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就是这样一次皆大欢喜的合作，14个月后，机床厂认为曾无开工诚意，厂房、劳动力被长期占用，造成重大损失。随即提出三种“分手”模式：一，运走购买的设备;二，曾以设备参股分红;三，机床厂收购设备。设备是指曾先后在北京购买的一套价值38万元的高频焊管机组和一套价值45万元的纵剪机组。曾伟奇选择了第三种模式。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3年全国金融秩序大整顿，自贡农行为了收回给曾的贷款，积极促成机床厂收购焊管厂设备，并许诺收购后流动资金由银行保证。加上焊管那时在市场销售上不错，机床厂于是提出了分手。

　　该人士分析，1993年后，国内焊管市场形势陡转，机床厂生产的焊管缺乏竞争力，销售不畅，到1996年焊管厂出现了经营性亏损。

　　也就是1996年，在“分手”3年后，机床厂发现被曾伟奇用假发票“诈骗”了98万，以涉嫌诈骗把曾举报给了公安机关。原来，那两套机组，当时曾伟奇将原购价用另外的发票———加价填写成了一套84万、一套97万。而机床厂收购设备时，正是以曾提供的增大购价的发票为依据。

　　1996年10月，曾被市局立案侦查。第三天被取保候审。在接下去一周，曾伟奇被收缴“退赃款”15万，同时一辆价值40万元的美国产“林肯”轿车也“退赔”给了机床厂。

　　曾的代理律师张居定给市公安局写了封信：根据合同，曾购买两套机组不是履行公务，而是以“曾伟奇”自己的名义为自己购买，机组产权始终属曾合法所有。曾将合法所有的设备卖予愿收购设备的机床厂，属完全合法的民事行为。他提出此案宜经民事争议程序解决，建议刑警大队撤消案件。

　　事情并没有如此转向。据曾向记者提供的证据显示，1997年一年，他前后被收缴“退赃款”、“保证金”总计达40万，其中以正式收据收缴的只有..5万。另外，没有任何书面手续，还被收缴了总计价值92万元的尼桑、桑塔纳、奔驰等轿车3辆。直到1999年底，“收缴”行动才告一段落。

　　据机床厂举报材料显示，收购协议以曾提供的票据所载明的购价181万加上双方协商认可的运费、安装费等确定总收购价为209万元，并抵曾先前欠机床厂的40万元借款后，按实支付169万元给银行。

　　“收购价不是209万，最后双方协议的价格是169万，那40万借款也没有从收购价中扣除。”曾这样辩解。

　　从“不起诉”到“抗诉”

　　案子一直到2001年，才有个初步的结果，当年7月20日，自贡市检察院以《不起诉决定书》作出了正式回答，“不符合起诉条件”。

　　曾觉得该为自己讨回公道了。以《不起诉决定书》为依据，他分别向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提请国家赔偿确认——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国家赔偿要求。

　　单这个“确认”的程序，就花了近9个月时间。但结果是，市公安局未作确认，而市检察院的决定是“依法不予确认”，因为逮捕曾“不存在违法侵权情形”。

　　曾接着又向省公安厅提请刑事赔偿复议，得到的答复是，因为市公安局尚未作出确认决定，“故你的复议申请没有明确的对象”。

　　没有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一般而言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会立案。最后，还是律师张居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找到了“救命稻草”，2002年第6期《公报》刊登了关于黄景嘉国家刑事赔偿案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