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不断完善的今天，众所周知，罪责刑相适应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明确地、格言式地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在指导制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是摆脱“人治”实现“法治”的巨大历史性进步，是法律发展史上一个质的飞跃。

　　罪责刑是从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发展而来的，这种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这种原始的思想萌芽发展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则是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结果。孟德斯鸠指出：“惩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刑法的轻重要协调、适中；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他还提出了罪刑阶梯论，确定一个与刑罚轻重相适应的刑罚阶梯，以实现罪刑均衡思想。这种思想对近代刑事立法、司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罪责刑相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我国修订的《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责任相适应”意思就是一个人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该判相应刑罚，要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虽然不能从几何精确度来订量计算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等量关系而是基于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其所受到的刑事处罚相适应。这是各国刑法理论的共识，因为在依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抑制其对立并可允许其反抗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限制下。而法作为其阶级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与道德政治一样作为在平衡、协调利益的工具。霍布斯曾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幸福避免痛苦是人的本能”在人们为自己切身利益而牺牲的一份份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权力自由的中心。为避免人们由于感性冲动盲目追求犯罪所带来的快乐而犯罪，刑罚作为其否定评价在维护社会秩序、人民利益的同时还应该与犯罪分子的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

　　有人会说使用酷刑起到威慑作用，比如像古时“车裂”、“连坐”、“分尸”等刑事处罚手段。然而在文明开化、人权概念不断强化的今天，虽然它的存在能够给被害人带来心理安抚等现实意义。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的改变，所以它不具有存在的物质条件。卢梭认为：“严厉的惩罚只是一种无效的手段，它是气量狭小的人发明的，旨在用恐怖来代替他们无法得到的对法律的尊重。”从整体上来说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的目的，具体表现避免行为人再次侵害公民利益和别人重蹈覆辙而不是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消除一个业已犯下的罪行。因为一个完成的行为不可能在不可逆转的时间隧道里消除其烙印，况且严酷的刑罚只会暂时的攫取人的心灵而不能持续下去的，而且这还会违背立法精神。

　　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罪责刑相适应的内涵和外延更是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既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重刑罚与个人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即所谓注重刑罚个别化。而且现代文明社会状态下人的感觉能力增强、心灵柔化降低刑罚的强度已成趋势，罪责刑相适应将更为科学化、更具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