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杨×，女，195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射阳县合德镇新四村196号。

被告射阳县×医院

法定代表人杨××，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副院长。

原告杨×与被告射阳县×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12月19日作出[2004]射民一初字第219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640元、交通费1504.7元、住宿餐饮费1412.8元、文检鉴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9328元、死亡赔偿金167712元，合计202317.5元(重审注：合计应为202597.5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盐城市中级法院于2006年3月10日作出[2006]盐民一终字第293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06年4月17日重新登记立案，由副院长王宇华、民一庭庭长周彦河、民一庭审判员王正秀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5月19日上午公开开庭重新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杨×及其代理人丁××，被告代理人张××、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重审终结。

原告杨×在原审中诉称：2004年5月25日下午5：45，原告丈夫刘洋因腹部不适，到被告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跌跟头、脾肿大。医生起初检查不全面、诊断错误，耽搁了腹内大量出血的治疗时间，导致刘洋手术后于次日凌晨4：35死亡。被告的医疗措施存在明显过错，与刘洋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要求被告按照《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含餐饮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合计265995.6元。

被告县×医院在原审中辩称：被告为患者刘洋诊疗过程中无医疗过失行为，处治及时，诊断准确，手术无误，患者因自身不可逆转的病情恶化而导致死亡。因诉讼中已经鉴定为医疗事故且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故被告同意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标准，赔偿医疗费6880.5元、交通费1880.88元、住宿费1766元、丧葬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按最长赔偿年限6年算)43992元之和57519.38元的70%即40263.56元。被告不同意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的规定支付死亡赔偿金。

原告杨×在重审中将请求数额进一步明确为：医疗费实交3000元、交通费1880.88元、住宿费(含餐饮费)1766元，均按80%计算;丧葬费，同意以被告原审中提出的3000元数额，再按80%计算;文检鉴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死亡赔偿金，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按80%计算为167712元;合计226429.5元。

被告县×医院在重审中补充辩称：除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之外，被告同意原告提出的其他赔偿项目计算基数。

原告杨×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丈夫刘洋在县×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历复印件1份;2、户口本复印件1份、结婚证1份;3、县城市规划办公室2005年11月29日出具的证明1份，内容为：“我单位已故职工刘洋的遗孀未来领取丧葬费”;4、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县×医院2004年5月25日麻醉同意书上“拟于……手术”时间予以鉴定的，2005年3月10日苏高法司文鉴字(2005)第28号文检鉴定书1份;文检鉴定费收据1张，金额为1000元;5、医疗费已交金额3000元、交通费金额1880.88元、住宿费(含部分餐饮费)金额1766元的票据一组。

原告杨×在重审中根据本院要求提交的证据有：县政府2004年11月1日射政复[2004]53号《关于同意认定刘洋同志因公牺牲的批复》复印件1份。

被告县×医院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被告开具的编号为0064062的住院医药费收费收据复印件1份，姓名为刘洋，金额为6880.5元;2、姓名为刘洋的住院病案、病历记录1套;3、被告申请本院委托盐城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市医学会2005年6月21日出具的盐城医检[2005]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1份;4、被告申请本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再次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省医学会2005年11月1日出具的江苏医鉴[2005]1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1份。

经原审及重审质证，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刘洋住院病案、病历记录中部分内容不予认可外，双方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案重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下列各节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一、关于患者刘洋的身份。刘洋，系原告杨×丈夫，生前担任县规划建设局建设科负责人、县城市规划办公室党支部书记。

二、关于刘洋就诊的经过。据省医学会出具的江苏医鉴[2005]130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记载：

患者刘洋，男，51岁，因上腹部外伤于2004年5月25日17：50左右去县×医院门诊就诊，后由门诊转急诊，查体：BP：90/60mmHg，P:90次/分，律齐，无杂音，腹澎隆，肝肋下未及，脾肋下6cm，质韧，肝区扣痛(-)，腹水症(±)，剑突下轻压痛。当日20：45因左上腹痛伴晕厥4小时，腹痛加剧伴心悸、胸闷1小时予急诊住院，入院后查体：BP：80/30mmHg，HR84次/分，脉弱不可及，神志淡漠，腹澎隆，左上腹剧烈压痛，移动性浊音(+)。腹腔穿刺：不凝血。B超提示腹腔积液。血常规血小板25×109L，于21：15急送手术室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腔内血约7500ml，脾胃韧带上缘见血管喷涌样出血，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乃行出血血管结扎及脾脏切除术，并予输血3600ml，输血小板4u。次日2：30返回病房，予扩容、抗肾衰、保肝治疗，患者于4：33死亡。死亡诊断：胃短血管撕裂出血伴急性失血性休克，急性肾衰，急性肝病，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肝炎后肝硬化，脾肿大伴脾机能亢进。

三、关于被告县×医院的医疗过失。市、省两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意见、结论均一致，但市医学会出具的盐城医检[2005]38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意见较为详细。其中记载：

1、县×医院存在以下医疗过失行为：⑴根据省高级法院文检鉴定的时间为晚上10：30，从就诊至进手术室的时间共约4小时左右，延误了外伤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术止血的最佳时间;⑵术前数小时未采取行之有效的抗休克治疗;⑶首诊询问病史不详、无病历记载;⑷术前对腹部外伤史未引起足够重视;⑸有病历涂改可能。

2、上述医方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3、患者原患肝炎后肝硬化、脾肿大、脾亢、外伤性胃短血管撕裂出血，手术风险大，是术后患者的死亡因素之一。考虑上述因素，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对患者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四、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市、省两级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一致：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五、关于原告已支出的费用金额。1、刘洋医疗费，总额为6880.5元，其中原告预交3000元、被告垫付3880.5元;2、交通费，总额是1880.88元;3、住宿费，总额(含部分餐饮费)是1766元;4、丧葬费，双方虽未提供本地关于当前丧葬费补助标准的文件，但均同意按3000元计算;5、文检鉴定费，金额为1000元。

六、关于麻醉同意书时间的涂改。县×医院2004年5月25日麻醉同意书上“术前诊断腹腔内出血，拟于2004年5月25日20：30时行剖腹探查术手术”一句中的“20：30”，经省高级法院苏高法司文鉴字(2005)第28号文检鉴定书确认为：“20：30被涂改前系10：30”(重审注：此处10：30应指晚上10：30)。

七、关于刘洋因公牺牲的抚恤。2004年11月1日，县政府以射政复[2004]53号《关于同意认定刘洋同志因公牺牲的批复》批复县民政局、县人事局，认定刘洋系因公牺牲。有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向其遗属发放抚恤金。

八、关于2004年度有关统计数据。根据江苏省2005年统计年鉴，200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82元、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7332元。

本案庭审归纳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县×医院应否向原告杨×支付死亡赔偿金?原告认为，被告因医疗侵权行为导致患者死亡，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而被告则认为，本病例属于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未规定“死亡赔偿金”项目，故其不应支付死亡赔偿金。

这一争议焦点，涉及若干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基层司法者面临着机械司法与能动司法的思维转换，面临着法律解释方法与裁判方法的调整更新，到底如何裁判才算公平正义，正是本案的难点之所在。同时，也正是本案裁判的司法意义之所在。

本院经重审认为：

被告县×医院针对原告杨×丈夫刘洋实施的医疗行为，经市、省两级医学会鉴定，均确认“医疗过失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故被告县×医院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承担与其医疗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分述如下：

一、原告杨×诉讼请求之中，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有着明确规定的赔偿项目，被告县×医院可以按照该条确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

1、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费项目，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项、第(七)项、第(九)项、第(十)项和第五十一条中有明确规定。本案中，这四个赔偿项目的基数，可以按照原、被告双方认可的数额确定。

2、精神损害抚慰金项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作了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公式是：本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本案中，可参照2004年度本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数据7332元)×赔偿年限，赔偿年限≤6年。

二、原告杨×诉讼请求之中，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没有规定的赔偿项目，即“死亡赔偿金”项目，被告县×医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确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

近年来，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医患矛盾渐趋凸显，医疗纠纷案件数量逐步上升。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1日实施以后，特别是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发出《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后，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实践中一度出现了适用法律“二元化”现象：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则作为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是不一致的：前者的赔偿项目比后者少，典型的缺少项目是死亡赔偿金;相同项目或类似项目的赔偿标准，前者大多数比后者低。自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于2004年5月1日实施以后，又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差距。这样适用法律“二元化”现象的直接后果往往就是，导致两种类型的医疗纠纷案件裁判结果明显有失公平：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医院过错程度较重，但赔偿数额较少;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过错程度较轻，但赔偿数额较多。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结果，背离了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裁判原则，背离了重错重处、轻错轻处的裁判尺度，背离了强调“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①也降低了医疗纠纷案件裁判的群众认同度和社会公信力。法院无法自圆其说、令人信服地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解释两类医疗纠纷案件重错轻处、轻错重处的合法性、合理性，法院不应说出“这是合法不合理”之类的推诿之辞。法院办案既不能恣意，也不能机械，应当体现法律的精髓，应当符合群众要求公平对待的朴素情理。最高法院有司法者曾精辟地指出：“一个优秀的法官，应当能够正确地把握法律制度所预设的价值追求，并将自己对法的价值的认识融于法律的解释之中，以作出符合法的价值精神的公正裁判。但是，我国现阶段的执法者，还有相当一部分不具有较高法的价值修养，因而时常出现实施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时，背离了法的价值精神。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虽然他们感到似乎存在某种问题，实施法律的结果有悖于生活之情理，但由于他们缺乏法的价值修养，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于是，便感叹：合法不合理!甚至还标榜自己是严格的执法者。”“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