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近期发布《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简称《国家处方集》)，所遴选药品涵盖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目前，天津、青岛等地表示将尽快执行《国家处方集》的规定，大力遏制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的行为。

《国家处方集》是以国家的名义和信用为医生提供的一部权威药典，体现了规范医疗行为、提高临床药物应用水平、维护患者权益方面的国家意志。《国家处方集》正式颁行之后，患者和公众可以从中学习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增加对医生用药的了解，医生的处方行为既要受到医疗行政部门的监管，也要受到医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少数医生动辄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的现象将得到遏制。与实行医药分离改革、切断医生与药品之间或明或暗的利益链条相比，《国家处方集》对遏制“豪华处方”虽然未必能有“釜底抽薪”之功用，但是其将起到的强力规范和约束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国家处方集》提供了一部可以基本满足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及重大疑难杂症的权威药典，医生的工作是否就变得十分简单，只需在办公桌上放一部处方集，照着处方集的规定给患者开药就OK了呢?

问题显然不可能这样简单。医生的处方权是一种凝结了高度的知识素养和临床经验的专业权力，医生开具处方，建立在对患者病情进行诊断的基础之上，正确诊断患者的病情，往往比给患者开药需要更多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医生给患者开处方的过程或许很简单，但之前给患者看病的过程一定很不简单。一个普通患者如果确知自己患了什么病，或许可以参考《国家处方集》估量自己适合吃什么药，但他如何才能确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呢?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去医生那里寻求帮助。

一定意义上讲，“对症下药”可以由国家提供统一的药典依据，但如何“对症”却很难由国家提供统一的诊断依据。每个医生都要对自己为患者开具的处方负责，按照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医生的处方权应当具有一定的自主判断和自由裁量的空间，即便面对同一个患者，不同的医生开具的处方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医生行使处方权出现的这种“个体差异”，无论从自然法逻辑还是从医学科学规律上看，都应当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

医生的处方权和《国家处方集》之间的关系，与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案例指导制度之间的关系颇为类似。法律一方面规定法官享有独立审判权，法官需要对自己独立审判的案件负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又在探索规范和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运用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以避免同案不同判、畸轻畸重等司法弊端。有人担心，如果案例指导制度实现了法律适用标准的高度统一，法官判案就变成了机械引用“标准法条”的简单动作，法官就变成“自动售货机”了。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正如医生开处方之前需要正确诊断患者的病情，法官引用法律裁判案件之前，也需要正确判断控辩双方的是非曲直，这往往需要更多的司法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自由裁量权永远必不可少，医生独立行使处方权并为此自由裁量、自负其责，也是不可或缺的。

法官不会因为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约束而变成“自动售货机”，医生也不会因为《国家处方集》的规范约束而变成“自动处方机”。随着《国家处方集》的全面推行，医生的处方权、国家药典的约束力、医疗行政部门的监管权以及患者和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等权力与权利之间，如何在互动中达成合理的平衡，将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