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报道此事的央视相关负责人表示：他称，接到线索后，记者曾赶到北大第一医院办公室进行采访。接待人员当时回答称“医疗事故多了，都这样采访我们还不得忙死啊”。暗访后，为公正反映北大第一医院的声音，记者再三请求对方安排主管领导或熟悉情况的科室主任出来接受采访，但始终未获回应。、“之所以在二审之前播出，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压力。如果当时不播，这个片子可能就永远播不出来了。”、“此外，为平衡报道中的各项观点，我们还采访了很多医学专家以及医学院的毕业学生，并做了相应的采访。这些采访可完整反映这个事件的全貌。遗憾的是，这些报道目前还未被允许播出。” (2009年11月12日云南信息报)

而1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对央视“非法行医”的报道感到很遗憾，希望卫生部和媒体在以后重点选题策划方面多进行沟通，避免出现这样不必要的错误。

据央视的有关人员介绍，北大非法行医事件原先是计划上下集播出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报道还未被允许播出”。显而易见，央视的部分报道已经被有关部门或人士(笔者无证据说是卫生部或者北大医院，因此只能用“有关部门或人士”，我想我是不会去沟通的，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沟通。)进行了有效“沟通”。

笔者曾经做过长达4年的一线记者，在做批评报道的时候，最怕报道没有出来就被“沟通”了，或人情或行政力量。笔者曾经去作一个街道的批评报道，去采访前计划是一个整版的报道，但是回来稿子刚刚写好，老总就说请我吃饭，我受宠若惊，席间老总无奈的说，报道不能出来了，工作量照计，希望我体谅他的难处，据说是区委书记找到了报社“求情”，报道只能搁浅，最终数日之后看到的是一个被“中和”了的报道，气得我至今耿耿于怀。我听说，以前报社老总遇到无法拒绝的人情，“忽悠”求情者说不出报道，但是第二天报道还是照出，后来一些类似毛群安这样的“消防队员”角色的人，就连夜守在编辑部，非要等到报纸付印了才会回家，不可谓不是“彻底沟通”，但是沟通掉的是“公正”与“真相”。相信，这样的情况每个媒体每个记者都曾经遇到过吧。

央视已经多次要求采访北大医院，但是北大医院一再拒绝，而毛群安抱怨央视没有与卫生部沟通，难道以后全国各地媒体采访医院被拒绝之后都要找卫生部、找毛群安吗?这显然从逻辑上说不过去。笔者还担心，假如找卫生部沟通，岂不是找到更高权力机构，显然卫生部把批评报道 “胎死腹中”的“沟通”能力更强。不是笔者在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卫生部10日的发言来看，对北大医院过错一字不提，却指责央视报道，公然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态度让人震惊，笔者完全有理由作上述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