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2003年就关注陈晓兰——这位打假医生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陈晓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的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而生命只有一次。

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

著名作家柏杨在临终前与一位年轻人合作，将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改编成一本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在漫画的最后，柏杨先生写到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这个人是上海的“打假医生”陈晓兰。柏杨在书中这样定义她： 一位勇敢的女性，率先跃出酱缸，与发黑的医疗腐败现象搏斗，她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为腐败的现象注入一股清流，留下一道尊严的表率。

一

比较王海而言，陈晓兰在医疗领域内的打假更为艰难，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至今还不能算是成功。

作为一个从2003年开始关注陈晓兰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打假这条“不归之路”。究竟有什么，值得一个医生愿意付出失去工作、社保、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现在，我大概找到了答案，这便是柏杨所提的“尊严”，一个医生的“尊严”。

我的老家，印象中一直民风淳朴。这些年，乡亲们都富起来，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不少人还买了车。但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个外村的农民，到我们村去卖西瓜。村里一个品行不良的人偷瓜，结果被瓜农抓住。然而在争吵中，更多人乘乱过来，瞬间把瓜抢光了。

为此，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如果你和父亲当时在场，会不会也是参与者呢?母亲笑笑说，那也有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不拿瓜的人反被讥笑为是傻瓜。

我感叹母亲的率真，却悲伤于那个时代的荒唐。

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在人们日渐富足时，传统价值观却在崩溃。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而在这种可怕的不自知中，我们失去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二

除了写过陈晓兰，关于陈晓兰的几乎所有报道我都看过。我的一个感觉是，记者们似乎都想把她写成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因此有的记者极力将陈晓兰的生活境遇往“惨”处写。我记得第一次采访陈时，她女儿就曾向我抱怨，说有一家报纸把她们家写得太惨了，“你看我们家有那么差么?”

陈晓兰的家是一个6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虽然不大，却干净整洁。她家中雇有钟点工，养了一只京巴狗，衣服多是亲戚从香港寄来——按一般标准而言，这恐怕是“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陈晓兰生活简单，我曾多次见她嚼一根黄瓜就饭吃——有媒体曾经以此说她“艰苦”。但我知道，其实她是不想在做饭上浪费太多时间，而且作为医生，她认为黄瓜中的部分维生素足以维持她的身体必需。

我曾一度不解于陈晓兰为医疗打假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现在我认为，她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不是因为她入选了“感动中国”，也不是因为她受到政府官员的肯定，而是因为一些更具体而微妙的细节。陈晓兰曾跟我提过这样一件事：她当年去北京某信访部门反映问题时，发现门前排成了长队，结果听说她是医生，来反映医院问题的时候，有素不相识的“访民”将排了一天的位子让给了她。此外，她在复印资料、刻录光盘甚至在找旅馆住宿的时候，都碰上了类似的人和事。这些普通人、小事情给陈晓兰带来的力量和勇气，远比媒体和政府赋予的光环大得多。

几天前看过另一位与陈晓兰齐名的上海药品打假人士被打的报道。才发现“打假”十多年来，陈晓兰从未被打过。而无论是所冒风险还是所取得的成就，她皆比那位挨打的打假人士大得多。我还记得在那次举报上海协和医院时，她坐在药监部门的执法车里，结果院方知道了，一时间有无数个脑袋试图从车窗探进去，想看看这位著名打假医生的真面目。之后她便被一个戴墨镜的人久久跟踪。她打110，竟发现拨不通;找交警求助，被告知不是其分内事。最后，是一位举报协和医院的病人打车来将她“救走”。

但是，不论如何凶险，陈晓兰毕竟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打过。据说，这也让国家药监局信访部门的接待人员感到好奇，因为他们曾接待过的医药界举报人，几乎都有被打的经历，惟独陈晓兰没有。不仅如此，在几次暗访中，在背后暗中保护陈晓兰的往往是她的打假对象——那些良知尚存的问题医疗器械经营商。在举报静舒氧期间，她被一家媒体骗到南京，要其跟静舒氧生产企业“对质”，结果得知此事后，另一位医疗器械商大惊，竟让自己当警察的妻子从东北赶赴南京保护陈晓兰。静舒氧被查处后，这位医疗器械商的产品也受到冲击，他的儿子因此埋怨父亲不该多事，但这位商人大发脾气，以陈晓兰为例教育儿子如何做人。

同样在静舒氧事件中，陈晓兰到某地调查，结果她的行踪被当地一位经销商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电话中准确地报出她入住哪家宾馆、在几号房间。但这位经销商最终选择站在陈晓兰一边。因为他不久前发现，静舒氧竟被用在了他住院的母亲身上。

三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为了推广这种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陈晓兰认为这违背了物理学常识，便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陈晓兰的逻辑就是：就算人人撒谎，医生也不能。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生命属于人，且只有一次。

对医疗领域内根植于制度层面的一些丑陋现象，感同身受的绝不只一个陈晓兰。从事了多年的医疗报道，我发现，对医院乱象最为恐惧的，其实恰恰是医务人员。不只一位医务人员对我绝望地说，他们担心将来有一天死在假药、假医疗器械以及自己那些不负责任的同行手中。

但是，他们虽有此担心，却鲜有像陈晓兰那样挺身而出者。

实际上，陈晓兰在单位原本是一个习惯沉默的人，她将女儿的名字取为“沉默”的谐音。

在陈晓兰看来，医生的职业尊严，其实包含了生命的尊严。当年她举报的所谓“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前者她尚能容忍，但后者却突破了她的底线。所以她终于不再沉默。

11年来，陈晓兰先后举报了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高压静电治疗膜、恒频磁共振等十几种问题医疗器械，此外还有上海长江医院、上海协和医院、上海浦南医院等多家问题医院，皆被有关部门查实处理。

与王海不同，陈晓兰走上“打假”之路，很大程度上是被“逼上梁山”。比如，她最初举报的是本人所在医院的“光量子”，结果被查处后，发现全市只有其所在医院被禁用，其他医院照用不误，结果导致本院职工奖金比其他医院少了一大截。她不甘成为“全院公敌”，不得不举报其他医院;然而举报其他医院时却被药监官员告知，她只能举报本医院，不能举报其他医院，除非成为受害者。她不得不“以身试针”，将自己变成“受害者”;在被调到另一所医院重新安排工作后，她曾想按政府官员提醒的那样“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却发现新医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于是不得不举报，终于被再次扫地出门;二次下岗之后，即使是在一些曾支持她的官员心目中，她也被定格为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陈晓兰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不得不继续举报。于是她不可避免地陷于一个悖论中：越是证明自己没错，说她错了的人就越多。

四

在陈晓兰眼中，尊严是具体的而清晰的。它有时候体现为对真理的追求，有时候为对生命的尊重，有时亦体现为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珍惜。在2006年底，我曾写过一篇《你投选票了吗》的文章，文中所提那次与陈晓兰谈选举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我曾自以为了解的陈晓兰。

正如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陈晓兰对历次选举都很重视。每到投票这一天，她总是换上正装，吹好头发，认真地向有关部门索取候选人的情况介绍仔细阅读，然后郑重地去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一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弃权票。她这么解释这种做法的动机：第一，我参加了本次选举，认真负责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我虽然参加了选举，但我从你们提供的材料里无法看到候选人将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所以我只能投弃权票。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想，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能达到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地段医院医生的水平?我们大多数人，一边抱怨现实的不公和黑暗，另一边却完全放弃了抵御这种不公和黑暗的任何权利。而在放弃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悄悄放弃我们的尊严。

在坚守尊严的道路上，陈晓兰是孤独的。我想起5年前，当时的领导派我采访陈晓兰之前，曾特意用手指着自己脑袋叮嘱我一句：看她这里有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陈晓兰医生举报期间，卫生行政部门确曾私下里安排了一次精神病检查，只不过检查的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恰好与陈医生相识，并秉承良心下了结论，陈晓兰从而避免被送进精神病院。

当一个人没有按“潜规则”去做或者不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他)是不是对，而是她(他)是不是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他是不是拿人钱了。

2007年，陈晓兰在接到一位患者对上海协和医院的投诉后，和我以及新华社一位记者一起调查，最终证实该医院的诸多医疗黑幕。后来，迫于媒体压力，上海协和医院被卫生行政部门摘牌，开1949年以来有住院病人的医院被关闭之先河。

但我发现，直到现在，圈内不少人仍坚信，这是上海协和医院竞争对手背后捣的鬼，而举报人和媒体不过是被利用。当时上海一报纸还登出文章，煞有介事地质疑举报人的动机。这可能说明，至少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已经从心底里不相信公理和正义的存在。

好在还有一个陈晓兰。她就在我们身边，她仍在努力。她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一种不能轻易放弃的东西，叫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