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月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曾公布(截至到当时)，十八大以来已经有31个中管干部被查处。伴随着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的落马，公众对反腐败的期待和关注热情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客观的说，即便过去一年多来查处的腐败官员较之前不少，只能说是反腐高压态势和以治标为主的结果，仍难说权力反腐的局面已有根本的改观。不仅2013年国际清廉指数中国虽然较2012年由39分增加到40分，但排名仍然是第80位，没有变化。而且，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的新情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官员贪污的额度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案件潜伏期越来越长，腐败在各种空间和群体上的无孔不入，无不说明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权力结构和反腐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强力的反腐如何持续，如何为治标赢得时间，反腐高压态势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值得深思。

一年查处30余名中管干部，1分钟公布2个副省级高官被调查，这样的数量和频次，除了得益于中央反腐决心前所未有的坚定，中纪委率先发力攻关破局，客观上还依赖于“腐败呆账”的大量存在。正是“查谁谁都有问题”的客观现实，才成就了一年来在江西、山西、能源系统发生的高效率反腐。

腐败势力不仅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还是庞大的既得利益势力，甚至是许多重要位置的掌权者，当法律的天网撒到他们身上，他们很可能暴露出“老虎”的一面，并不都会轻易束手就擒。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廉政风暴中曾计划把腐败分子一网打尽，而且策略上也很聪明。找了尖沙咀警察署作为试点，260多个警察被逮捕，22个高级警务人员被抓。结果这样有限的反腐，也遭到了成千上万警察的拼死反对。因为按照这个查法，几乎所有香港警察都会落网。于是，在鱼死之前首先想的是把“网”挣破，警察不仅对廉政公署人员大打出手，而且还冲砸其执行总部。香港总督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权衡再三，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这个时候并不是说香港政府不想反腐败，不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和当前内地的反腐败事业类似，长期积存的“腐败呆账”和“权力反腐”的风险都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能够把腐败分子一网打尽，全国人民当然都会拍手叫好。反之，如果做不到，就寄希望于高压态势下的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单凭主观意志的强力反腐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要么鱼死，要么网破;二是说不定鱼还没死网就破了。

这种单凭主观意志的强力反腐还会造成既有成果丧失的风险，1970年代的香港警察在闹事后还想得寸进尺，要求反贪污的权力回归警察署，这时香港总督和廉政公署不再退让了，媒体舆论也站在政府一边，才算巩固住了香港的反腐制度体系。

香港的经验提醒我们，一年来的反腐败虽成果卓著，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把30多年的腐败问题都连根清除，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无论其时间和空间都不现实。而一年多来的强力反腐成效，实际上重点仍在处理过往的“腐败呆账”。

2014年5月26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提到今后一个阶段重点查处的党员干部有四类：

“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这样的思路本质上就是敢于正视大量“腐败呆账”的客观存在，面对既得利益势力的强大阻力和一味仅凭主观意愿的强力反腐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中纪委下一轮的强力反腐，将最大化的聚焦这四类重点，为治本赢得时间，并通过及时设立特区的先行先试，将会令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走得更稳。

与杨晓渡“重点查处”的表述相印证的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陆续发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各种案例，在被查处的几万起案例中，没有一起是2012年12月4日之前发生的(编者注：参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同样，如果我们回顾一年来的反腐历程就可以发现，本次反腐败行动是井然有序、极富政策性、策略性地展开的。除了那些性质、影响、态度特别恶劣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能够及时收敛和收手的官员，是有机会金盆洗手的。

综上所述，在反腐败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及时设立特区，启动政改，通过“缴枪不杀”政策攻势，有助于有效化解“腐败呆账”，变阻力为动力，化消极为积极。而要做到这一点，摒弃理想化的反腐想象和转变权力反腐的思维模式均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及时扎好制度的篱笆，依靠制度的力量，不再增加新的腐败呆账，才是反腐、拒腐、治腐的真正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