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正月初八。开年上班第一天。往年这个时候，陈晓(化名)会和一些同事跑到林伟忠办公室，乐呵呵地向他讨“利是”。但今年，显然不可能了，因为林已经“进去”了。

案发前，林伟忠是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人大副主席，同时兼任宝塘社区党支部书记。林出事的导火索是房子：2013年11月12日，有人在网上举报他有上百套房产、超20亿资产。

举报他的人，不仅能说出他妻子、孩子的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甚至清晰说出林伟忠的家庭住址和多处物业所在地。网帖揭示了林伟忠违法的敛财史、发家史。足见此人和林伟忠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些事，在冠以《中国超级大贪官、大老虎—现代版“和珅”再现》的标题后，在网上迅速传播。尽管镇官家产“20亿元”的数据有些夸大，但基本坐实了林伟忠所犯的事。举报发生17天后，东莞市纪委对外称，经初步查明，林伟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4年1月15日，东莞市官方再度对外发布消息称，东莞市纪委对林伟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经查，林伟忠存在贪污公款、以权谋私违规获取使用集体土地等问题，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经东莞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东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林伟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因房多被举报而倒掉的，林伟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房价的一路上涨，催生的不仅是富豪榜上的富豪，不少官员包括省部级高官也卷入其中，酿成了涉及房屋财产的腐败存量，即房地产腐败的历史呆账问题。

贪官的房子

公众对林伟忠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去换房产证时，他用装矿泉水瓶的箱子装了一箱房产证去更换，把房管部门的人给震住了。林伟忠案发后，东莞媒体圈更是流传这样一个说法，说林到厚街下属的一个村调研时，对闹市区的一块空地颇为恼火：“这地荒置好多年了，再不开发就没收起来。”此时，陪同的人低声说：“党委，这地是你的啊。”林顿时不语。

据东莞市纪委此前介绍，林伟忠实际拥有房产20多栋。按此推算，即使一栋比较矮的楼，一般也有五六套房，这样算来，林伟忠拥有上百套房子并不奇怪。

这些房产如何得到?林伟忠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时，他先违规获取使用社区集体土地建成房产。建成后，利用曾担任厚街镇城建办主任等职权，再次违规给这些违建的房产办理了房产证，把违建的房产“合法化”。

和林伟忠倒下类似的，还有被媒体称为“房叔”的蔡彬。蔡是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他拥有“21套”房产，被人举报、媒体报道后，纪委介入调查发现了他受贿的事实。

近年来，官员贪腐，除了体现在钱多、情人多外，还特别集中体现在拥有数量庞大的房产，这已成为常态。即使是这样的常态，媒体每次对贪官房产数量的提及，都无法浇灭民众对官员房产的浓厚兴趣。甚至，有网友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出贪官的房产数，并进行排名。纵是这样，网友制作的贪官房子数排行榜还是需要不断调整，因为后来者总是一次次刷新了原先的纪录。

贪官房子的来源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南风窗》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发现，来源大致有四种：一是官员受贿后直接购买。二是房地产商或下属直接送。三是房地产商将房产以远低于市场价卖给官员。四是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利用自身职权建设并使之合法化。

第一种情况在很多案件查办后，较为常见，很多问题官员的合法收入并不足以购买那么多房产，比如上文提及的蔡彬等。第二、第三种情况，通常是和房地产商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部门官员，比如规划、拆迁、国土等部门的官员。当然，地方大员也染指其中，如2005年，时任茂名市建设局局长雷挺就向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了一套房产，后获得罗荫国提拔为茂名市副厅级市长助理。

用远低于市场价购得房产，是贪官多房产的又一重要来源。在上海高档社区拥有16套房产、被喻为“炒房区长”的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就数度把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康慧军的做法是让“时光倒流”：2001年购买的房子，他可以以1999年的房价—并且是优惠价购得。后来，他又看上了另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装样板房，开发商为他定制了换房的计划：将此前144平方米的旧房收回，再以1999年的优惠价让其补交这套大房面积的差额。这样，康慧军仅以270余万元的总价，就拿下了这套时价近1000万元的豪华房产，所有家具和电器还是开发商送的。

不过，后来问题也出在低价上。上海有关部门在住房普查中发现康慧军申报的住房价格极低，这套房子因此也成了康慧军的“滑铁卢”。

深圳市龙岗区原常务副区长钟新明非法坐拥10套房产后，还帮助其弟购买别墅，用的也是远低于市场价的手法。他弟以低于市场价200多万元购得了一套别墅。为感谢开发商的低价，钟新明利用公权来完善该楼盘附近的市政设施，使楼盘更升值。

为何是房子?

贪官获得房子的手段，远不只是这些。问题在于，贪官的财产为何大都是房子?

事实上，官员贪腐的财产并不总表现在房子上，房子只是在最近10年，特别是最近5年，才突出地成为贪腐官员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做过梳理，中国官员腐败的核心领域，一定是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途径有关。”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星教授告诉《南风窗》记者，腐败跟权力有关，权力能配置稀缺资源，创造出较高的收益。

这些年，土地市场、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所以权力在这里变现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再过一些年，如果房地产不再是一个问题的话，权力的腐败一定会在体现在其他领域。因此，其背后运行的逻辑，实际上不是房产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逻辑问题。

简单回顾过去30多年，就发现各时期官员的腐败表现形式，都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和市场双轨体制并存时期，“官倒”成为那时代的标签，这时，权力变现的途径是：很多官员拿到批条—拥有了计划内的价格，转手将批条倒卖就挣了不少钱，根本不需自己进货。90年代中后期，官员腐败主要表现在股票上，当时进行国企改制上市，很多官员持有原始股，股价上涨，一夜暴富。

最近10年，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房产成为新时代财富象征。就拿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这些“老虎”来说，有媒体梳理就发现，2004年是一个节点，此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大约一半与房地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也是这个比例。

当然，贪官多与房子有染，也因房产业需要和一些部门打交道的链条太长有关。据知情人士透露，权钱、权房交易，几乎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诸如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这样，当诸多拥有审批权的部门官员遇上那些唯利是图的地产商，权力变现就成为了可能。早在2007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汪光焘就直言，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在2014年广东省“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从目前查办的案件看，土地建设是腐败比较高发的领域。

解决之道

很多专家、学者在给中央献计献策时，希望通过力推财产公开来化解这一问题。房产作为官员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公开之列。他们认为，只要锁定官员房产，比照官员收入，就便于顺藤摸瓜，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从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高层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虽然官员财产公开是大势所趋，但贸然行事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从决策层的角度，现在需要重点研究解决两个基础问题：第一，搞清楚官员财产的底数。第二，评估财产公开带来的社会风险。

这其实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历史呆账如何解决。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的确，房产登记制度一直以来的滞后以及各地联网的缺失，使不少贪腐官员认为，可以“低调”、安全地拥有不断保值增值的房产。国土资源部1月26日表示，在该部地籍管理司加挂不动产登记局牌子。社会各界期望不动产登记，也能发挥倒逼官员如实申报房产信息的作用。

历史呆账的解决，难度比技术问题更大。倪星认为，中国和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强调的是精英治理，强调高薪养廉。但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果官员财产太多，社会可能无法接受：官员现在一套房子上千万元，如何向老百姓交代?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怎么就搞那么多房?

有人提出借鉴香港在1977年特赦非严重贪污的警务人员的做法。认为一个人腐败或几个人偶然的腐败，那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但是大范围的腐败，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但香港特赦的做法，显然不适合当下的内地。

目前，中央提出的思路是：推行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试点公开财产。这是中国特色的务实思路。这样一来，10年之内，利用两次换届以及届中调整，让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公开财产，若干年后，存量逐步化解，相当于让他们“洗干净再出来见人”。这也是执政党反思制度缺陷，而给问题官员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大多数公务员估计都有两套甚至3套房子，包括我自己，很正常，过去公家分了一套房改房，用自己的钱合法地又买了一套半套。现在官员都已经做到向组织公开个人资产，房产、股票、子女投资就业什么都知道，不报不行，但不向社会公开，社会各界都意见颇大。”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副检察长黄武实话实说。

黄武的观点是，必须从现在开始，一定范畴内启用新制度，否则永远没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