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晚7时，杭州的刘老板刚在自家饭桌前坐下，取出一瓶葡萄酒，突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

三个男子站在门口。为首的一个一身黑衣，中等身材，平头，皮肤白净。为“堵”刘老板，他来这里已经不下四五次了。

“我叫吴律洪，受王××厂长的委托，向您追讨一笔6万元的欠款。”他边说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

“我欠王××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身材高大的刘老板上下打量着来者，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几天前是没有关系，但现在我是王厂长的委托人。”他打开手中的文件夹，翻出“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

刘老板瞥了一眼委托书，从鼻子里哼了两声：“不就是讨债公司嘛。你们根本就不合法。告诉你吧，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吴律洪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没错，国家是不允许成立讨债公司的，但《民法通则》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可对民事进行代理。讨债正是一种民事行为，我是在以个人身份履行公民的民事代理权。”

顿了顿，他又提高声调说：“倒是你，该想想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合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走到哪里也逃不掉!”

这套开场白，吴律洪早已烂熟于心、张口即来。几年来，经他之手讨回的欠款已不下数百笔。

1999年，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浙江丽水人，怀揣着900元钱到杭州闯荡，他一心想找到一种不需本钱的生意。不久，他发现替人讨债这个行当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有的债务虽有事实但证据不全，打赢官司无望;有的打赢了官司，可是法院执行的时候却遇上了难题;还有的则是债务纠纷拖了好几年，早已过了诉讼时效，法院无法受理。”

他一边开始自学相关法律条文，一边从黄页上筛选公司，然后直接给对方发邮件介绍自己。几个月后，第一单业务找上了门。

“那时没经验，拉着‘讨债’横幅在对方公司门口死守，一待就是17天，最终成功要回了欠款。”他笑着摇头，“现在肯定不会再用这种方法了。”

吴律洪并非不清楚：早在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联合发布通知，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讨债公司，目的是制止讨债过程中的暴力事件。

可现实中，虽有国家明令禁止，但民间的讨债业务需求却激流暗涌。一些“职业”讨债人纷纷打起了“律师事务所”、“经济信息咨询”等旗号。有关专家估算，职业讨债人应运而生已有20多年，未来10年将会有80万人从事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

这两天在杭州采访，记者注意到，各类“专业追讨债务”的广告，每天塞满当地大大小小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除吴律洪的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民事”字样并写有地址外，其余的大多只留一个手机号码。

虽然吴律洪的公司名称叫“杭州追替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但他一再强调，公司与讨债业务无关。前几天，他特意订做了三块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代理民事”、“杭州追替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和“免费帮助民工讨薪维权”。三块牌子在办公室门口的墙上依次排开，就连办公室的门牌号，显然他都煞费了一番苦心：同一扇门的两侧分别标注“301-302”和“303”。

“301-302是公司从事经济信息咨询，303是我个人从事讨债的民事代理，多清爽!”他指着门牌，得意地笑出了声。

作为杭州最早的“职业讨债人”之一，吴律洪自称现已摸索出一套制服赖账者的方法。他把赖账者分为三类：一是诉苦型，见面就诉苦，鼻涕眼泪横流，甚至作势跳楼;二是躲避型，对讨债者避而不见，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三是暴力型，即恐吓讨债者，甚至动粗。

“一个成功的职业讨债人，会根据对手的特点出招。”他嘿嘿一笑，“第一种人，不是哭哭闹闹吗?那好，我就让他表演，看他能演多久。折腾累了，你不理他，他都非要跟你谈。”

可第一种人很有可能演变为第二种人。对这种人，吴律洪的态度是，“要让他不见比见我更痛苦”。

“遇上第三种人，千万不要害怕。其实欠钱的人是很心虚的。如果对方要动粗，就马上报警，对方能主动报警就更好。一旦进了公安局、派出所，对方就老实多了。”

他滔滔不绝：“总之要先在气势上把对方压下去。然后让他痛恨你、讨厌你，躲起来比站出来还难受，不还钱比还钱还痛苦，这个时候离成功也就不远了。”以吴律洪的经验，多数情况下，从找到债务人，到讨得债款，会在两三天之内完成。他自称，他讨债的成功率，在90%以上。

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吴律洪采取“全风险代理”，一般抽取追得债务的20%~30%作为佣金。也就是说，只有帮债权人要回钱，吴律洪才能赚到钱。

“你看，用我这些方法，效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有些同行非要采用那些法律不允许的方法呢?”他架着二郎腿，用手敲着桌子，“如果要社会接受这一职业，我们就得先树立好自己的形象!”

进入2007年1月份以来，吴律洪连续十几天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免费为农民工讨薪水。在他的帮助下，一位被拖欠了两年工资的农民工果真讨回了工资。最初，发包方借口工程质量有问题，派了两名律师到场，企图拒付工钱。吴律洪义正辞严地说：“律师同志，我现在讨的是血汗钱。请你们三思!”经过一番交涉，农民工顺利拿到了3000元中的2000元。

13日一大早，吴律洪接到农民工小张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他几天前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伤势严重，但包工头拒绝继续提供治疗费。

“好，我马上过来看看情况。”接到电话的吴律洪有些激动，拎了把雨伞，一路小跑下楼，打车赶往医院。他走路速度极快，除了搭档“老伊”，没人能跟得上。据说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

半个小时赶到医院后，病床上已经“人去床空”。再打电话，对方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太快了吧?”吴律洪有些发懵，自言自语道，“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眼下，吴律洪最上心的事，就是怎么让外界转变对“讨债公司”的印象，让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照耀到阳光”。也正因此，他把免费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计划起名为“阳光行动”。

去年9月，首批100多人获得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商账追收师”上岗证书。吴律洪还没来得及高兴，随即就有相关部门出来澄清：讨债人并不是国家承认的职业。

春节将至，又到了一年一度讨债的高峰期。吴律洪这些天忙得“脚不沾地”。据说，杭州市的十几家“讨债公司”生意都特别火爆，有些公司索性放话：“春节之前不再接活儿了。”

在浙江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副主任乜标教授看来：“讨债公司的出现，是社会缺乏诚信的表现。”他认为，债权人从综合成本考虑，选择讨债公司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法律层面上讲，国家禁止只是出于现阶段管理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它就永远不合法。

广州学者唐昊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市场的供给。“讨债公司”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无奈的私权力自救。既然无法禁绝，不如将其纳入法律框架。

近日，杭州当地不断有媒体报道吴律洪，因为其他“讨债公司”一概拒绝采访，而他却来者不拒。“我没有任何不可见光的东西。”他自信地说，“这一行我已经做了六七年，看得很重。我希望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了解这个行业的现状。”

一时间，吴律洪俨然成了这个行业的“形象代言人”。面对媒体，他一遍又一遍地宣讲自己的理念：“国家应该批准以公司名义经营讨债业务，或者使法律更健全，保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后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帮助农民工讨薪的广告连登了十来天，可至今联系过他的人寥寥无几。吴律洪有些着急，担心广告写得不清楚，还专门跑到报社把“讨薪”改成了“讨工钱”。

“民工兄弟，我来自农村，见过不少打工者年底拿不到工资。我愿意帮助你们。”吴律洪说，“我只用自己的技能、智慧和掌握的法律知识去讨债，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