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块钱，在许多城里人眼里或许并没有太多重量，一桌上点档次的饭菜，或是一身显示地位的名牌，有也行，没有，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但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那是他们辛苦了一年的血汗，是他们孩子明年上学的新书包，是他们久病亲人急需的一剂良药……。“血汗钱”，承载了他们太多生活的沉重和希望，所以，他们要不计代价的四处奔走呼号，为了并不复杂的生活。

3.3亿元，黑龙江省劳动部门在2004年一年清理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额，比前三年清欠总和的两倍还多出7000万，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千盼万盼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透过这个令人兴奋的数字，在少人手、缺资金的劳动部门倾力而为的背后，还有着诸多容易被有意无意间忽略的隐忧。

“法规不顶用，还是行政手段好使”

拖欠农民工工资90%以上发生在建筑行业。建筑工地人员流动性强，农民工占绝对主体，加之目前建筑市场本身的不规范甚至有些混乱：建筑管理队伍素质差，无法做到有效用工管理，很难使劳资两方达到和谐;一些皮包公司、冒牌公司依然存在，包工头非法承包、分包工程后产生的欠薪问题屡禁不绝。

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处长崔俊民说，“相关建筑法规存在先天不足，工程开工之前，开发商只须预先支付工程总造价30%的资金，而剩余的70%什么时候给?可以中间给，也可能竣工后给，事实上就是先交上30%的资金就合格了。”另外70%的资金风险已经逐级转向工程下游，处于最弱势的农民工，作为工程链条末梢却承担着最大的风险。

崔俊民说，“现在很多建筑公司垫款干工程，靠贷款维持工程进度，相对强势的开发商而言，建设商处于劣势，过去在材料费上可赚取的差价早已收归开发商所有，现在他们只能挣人工钱，人工费再想多挣，就只能挣农民工的钱了。”

建筑行业发生的农民工欠薪案，劳动部门的查处往往力不从心，而建筑行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出手”却可轻松扭转劳动部门的尴尬局面。“现在虽然说依法治国，但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一些法规并不顶用，还是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好使”，一位谙熟建筑市场游戏规则的业内人士说，“因为建筑主管部门手里有掌握着生杀大权，你不还工程款，明年就不允许你进入建筑市场参与招投标，这就等于断了建筑企业的生路，如果建筑企业一年没有活干，第二年就等于自动退出市场。”

正是慑于这种压力，建筑主管部门一旦出头，一些欠薪案便会迎刃而解。这种超越规则的解决方式，实际暴露出的是相关法规的脆弱和行政铁腕的强势。

基层法院：难走通的“绿色通道”

对于劳动部门而言，许多案件通过行政手段无法处理，必须得走法律程序，在黑龙江省劳动部门所经办的后续案件中，有三分之二都需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一些基层法院为讨薪民工开通的“绿色通道”却并不通畅。

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令五申，“法院要积极为农民工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便捷和畅通的渠道，简化各种手续，加快案件运转速度，要尽量运用简易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环节，快立、快审、快执。对农民工索要劳动报酬和人身伤害赔偿金的案件，一律不预收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和执行案件受理费，待结案时依据实际情况规定减免，严格控制、合理执行实际支出费用，保证农民工打得起官司。”

“基层法院的落实并不尽如人意”，崔俊民说，“有一个农民工欠薪案子，这些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没钱、也不知道上哪去打官司，我只能以劳动部门的名义把他们介绍到某区的一个法院，经过跟这个法院的院长和立案庭庭长反复电话沟通，他们才受理了这个案子。四个月后，农民工又找到劳动部门来了，说法院那边立完案到现在还没有信儿，他们去找了好几次，法院的人告诉他们‘等到着吧，还得调查取证呢’，四个月没取完证，不可能吧，经过我们劳动部门干预的案子还办到这个程度，农民工自己去打官司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崔俊民介绍，去法院打官司的农民工本身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根本没钱支付诉讼费，然而上级人民法院对农民工打官司的体恤与照顾，到某些基层法院荡然无存了。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工作量就少了，而诉讼费这个门槛正好可以用作“隔离带”。

“有些法院可能案子比较多，要挑有标的额大的来办，农民工讨薪案办100个也挣不了几个钱，还费事”，崔俊民分析说，另外农民工也都不愿意去法院，因为他们普通担心：一是要钱，二是整得慢，三是怕里边有“猫腻”。

“追讨工钱的农民工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劳动部门行政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只有走法律渠道，法律渠道再不通，农民工就等于死路一条了”，崔俊民担忧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势必要对社会、对国家产生困惑。”

“死案”造成局部清欠“死局”

崔俊民介绍，“由于‘三无、两脱、一不清’而造成的死案，保守估计，累计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也得有1个亿。”正是这些由于这些“死案”，才使得劳动部门在的清欠行动局部出现“死局”。

“三无”，是指欠薪案中的农民工，没有欠据，没有工票，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任何凭证，劳动部门就无法立案，更无法追讨。

“两脱”，是指“脱钩”和“脱壳”。崔俊民说，“脱钩”是指根本没有建筑资质的企业，挂靠到有资质的单位，每年交一定的管理费，揽到工程开工拿到钱，与挂靠企业脱钩后“人间蒸发”了。而欠农民工的钱只能找挂靠单位要，但挂靠单位往往连自己职工工资都开不出来，追讨就断了线。

“脱壳”是指国有企业摇身一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总工、财务都没变，但债务留在原来企业了，从法律上讲，责任主体没有了，讨薪案就变成了死案。

“不清”是指账目不清，一些地方的建筑单位以工程质量不合格或双方发生过经济往来为由，拒付农民工工资甚至倒打一耙说农民工欠钱，而由于当地又缺少相关的仲裁、评估机构，所以使欠薪案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政府欠薪：“想要罚你不容易”

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主体中，政府欠薪能占到20%左右。而面对政府欠薪，劳动部门就显得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崔俊民说，“我们本身就是政府下属的行政部门，怎么向其它政府部门要钱，政府罚政府，从道理上也说不过去，拿他们没办法。”

一些地方行政长官搞的政绩工程也成为农民工欠薪大户。崔俊民说，政绩工程来自于长官意志，某些领导让国有建筑企业为城市发展做点贡献，一句话就使企业不敢要钱了，因为国有建筑企业领导的任职位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政府的其它工程还要再干。某些地方领导在任时兴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世纪广场”、“世纪大道”，升迁后还款任务却留给了后任，进而造成拖欠建筑单位工程款，而农民工又要跟着建筑单位吃“锅烙”。

崔俊民介绍，仅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家就拖欠农民工工资3000、4000万元，因为他有7.8亿元的工程款清不回来，其中有2.7亿元是政府拖欠的，公司没钱给农民工发工资。

200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是我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布的为农民工维权的地方性法规章，这个规章在维护农民工权益，使相关部在处理欠薪案时有法可依的同时，其力度也让略感遗憾。

《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当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3%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但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崔俊民说，“如果某市政府的工程没有交纳保证金就开工了，这个市的劳动监察大队能去处罚市政府吗?这个市下属的建设局能不批准它开工吗?”一些地方的行政干预不可阻挡，政府下属部门无法对政府首脑机关形成制约，此时的规章似乎成了一纸空文。

农民工“血汗钱”追讨背后的隐忧，昭示着追讨之路的复杂与漫长，伴随着民主法制的日臻完善和“民本”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我们希望：面对一年的辛劳，所有农民工的脸上都能绽开出他们当年面对丰收时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