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当事人在遭受精神损害后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一)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人格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格权就是指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的人格利益，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是人格权。而人格权的保护有精神利益型(如赔礼道歉等)，也有经济利益型(如赔偿财物等)，通常我们对精神损害赔偿中的赔偿范围都以《民法通则》中第120条中所规定的人格权为依据，在《解释》中对人格权的保护作了较大的完善，从人格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进行了全面的保护。《解释》中第一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中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象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表现为人格的社会属性，而物质性人格权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它一旦受到损害往往是难以补救的。例如生命的死亡和身体健康造成了残疾等。虽然这方面的损害在以往的法规中也有所保护，如《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及一些行政上的法规等，都作了有关补偿的规定，但这是比较特别的，都不带有普遍性，况且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和现有的判例中也没有对此明文写出“赔偿精神损害多少……”等，这确是一个令人感到比较尴尬的现象，而现实办案中，人民群众也反映较为强烈，原、被告双方的矛盾也特别的尖锐，为达到“双满意”或避免当事人无谓的投诉，法官往往为此费尽口舌的作双方当事人的解释工作，但是死者的家属都是忿忿不平的，这不知是司法界的悲哀还是作为法官的悲哀?另外在《解释》中对人格权作了扩张，其将身体权作为一独立的人格权利，从以往的民法中的生命健康权中单独提取出来，使得一些在健康权中难以确定的侵害行为得以制裁，如强行纹身、偷剪法辫、强制抽血等等。这些均侵害他人身体权。

(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人格利益的侵权行为。

这一点是基于《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事权益包括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而公民的隐私应视作为公民的一项公民的合法权利。在以往是作为名誉权的一个内容来给予保护，但是隐私权对比名誉权而言确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面，如婚姻法以及民诉法、刑诉法中也列出了涉及有关个人隐私、国家秘密、企业的商业秘密等案件不公开审理的规定。这就很明白的看出来，在法律上公民的隐私始终是在无形中给予了一定的保护，但这些保护是不周延的，只有明确地将隐私权纳入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它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才能使其得以充分的保护，隐私权和名誉权应该是并列的。那么何为隐私权?如何才能确定其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呢?“隐私权”的概念至今在国内外的理论界仍有不少争论，其中最早是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不受旁人干涉、搞扰的权利”、“独自一人享有的权利”…，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学者将其说是“个人情报保密权”，其内涵是“保持作为人的尊严与作为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自由地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所必不可缺乏的东西”……。而我认为，要确定隐私权的概念，首先要了解何谓“隐私”，所谓“隐私”就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将“隐私权”定义为：公民依法享有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为他人得知的并客观存在的个人信息情报的秘密人格权。若需确定其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这要从侵害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并对他人进行里侵害，造成他人的精神或肉体上的痛苦等方面给予考虑。通常我们可以从侵害人的行为是否有违反公序良俗这方面给予衡量，如挖别人的祖坟、在他人婚宴进行中播放哀乐、在公共浴室私设微型录像机进行偷拍(这在台湾省也曾出现这类案件)……等等有违公共道德的行为皆可认作其侵害他人权益，有违公序良俗的行为。

(三)特定的身份权利受到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我们的民事法律体系中， 身份权利其包含有特定的人格和精神利益。这一种特定的人格和精神利益通常表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如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父子关系等等。而对这一种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关系造成严重伤害，同样是一种精神伤害，其监护人有权对这种非法侵害提起诉讼，并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从单纯的人格权利向特定人格和精神利益的特定身份权利的延伸。

(四)对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

《民法通则》中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死亡后，其主体资格就随之消亡，所以他的人格权也就无载体了，但由于此人有其近亲属存于世上，对死者的人格要素对于在世的近亲属仍有一定的影响。这体现在其近亲属对死者的崇敬、怀念及敬仰等一系列的精神寄托，而对死者的声誉、名声等人格的诋毁，都对其在生的近亲属造成一定的痛苦，对这类特定的人造成侵害。例如在《荷花女》小说连载的侵权案中，作者对女主人公“荷花女”的某些描写是对“荷花女”生前的名声造成一定的毁坏，导致其在生的母亲精神受到打击，一病不起而住院治疗。为此事，其母诉至法院，经法院审理判令侵权者魏锡林及《今晚报》败诉。这就是典型的侵犯他人的人格利益并且对人格利益保护的一种延伸。因此，对死者的人格侵害实际上是对其仍生活着的近亲属的一种人格尊严及精神利益的侵害。这类案件判侵权方败诉，实质上也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的表现，这是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的。五)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财产权利的保护。

通常，精神损害赔偿是针对人格权和身份权受到侵害而言，但在某些特定的物品，对于持有者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持有者的一种精神寄托并赋予它人格的象征意义。而由于侵权方的行为导致此物件的永远灭失或损毁，这侵权人的行为也是对物品持有者在精神上的一种损害，例如：照像馆不慎遗失顾客仅有的一张已逝世先人的遗照，令此人深受打击，极为悲痛。这不能以财产的有形损害而论，倘若以照片的物质价值而赔偿受害方一元几角的话，这绝对是有悖公理的，所以当持有者对此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法院应予受理，并对为此而在精神上受到伤害者给以适当的补偿和抚慰，同时也给有过错者予适当的惩戒。但我们在对其认定要从严掌握，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