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对案件进行正确自由心证的基础上，可自由裁量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对民事侵权行使自由裁量权中，法官如何确定和评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尤其重要又特别灵活，因此也特别疑难。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中，法官的自由心证裁量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官对精神损害事实的自由心证裁量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事实，法官可以运用自由心证方法，对庭审中已收集的和庭后依职权调查的各种证据、资料和信息，作出一种确信，确保本案中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事实。法官对这种事实作出决定，决定是何种损害状态造成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法官还须判断，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能肯定;则受害人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不能获得。所以，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的重要任务不是“发现”精神损害事实，而是“决定”事实。

　　2.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作出自由裁量权。对精神损害赔偿如何适用法律，在实务中是个十分疑难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相同或类同案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更何况对各种不同案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往往是法官面临的十分棘手的事情。

　　人身伤亡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由于产生人身伤亡的动因不同，有交通事故的，有医疗差错的，有触电损害的，有打架斗殴的，有溺水死亡的，有美容不当的等等，尽管损害后果是类同的，不是身体某部分被损伤、毁坏，就是造成不同程度的人身残疾或死亡，受诉法院的法官依自由心证方法，皆认定受害人必然遭受较严重或严重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但适用法律往往大不相同，致使赔偿数额?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也相差较大。如果纠纷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受害人只能获得残疾生活补助费或死亡补助费，不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适用《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受害人可获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或死者抚恤金;如果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害人不但可获得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而且可获得赔偿精神损失。在医疗事故、纠纷中，若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受害人只能获得数千元的赔偿金;若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关于人身损害的赔偿，不但赔偿项目增加，而且赔偿数额大大提高，少则数千元至数万元，多则可获数十万元。是否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不同法院同是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有的法官会判给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的法官则不判。这便是不同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对适用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产生的。由此看出，司法不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片面地责怪法官是欠妥的。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法官整体的素质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3.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评算和确定的自由裁量权，则会更灵活。表面上看，我国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了统一规定，有助于克服在赔偿金评定问题上长期存在理解不一、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但在根本上，在对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问题上，光凭“有法可依”是不够的，目前的法律还不能准确的解决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主要还是靠法官从法律规则和原则规定出发，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心怀崇高的社会正义感，要有对社会和人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以自己高深的法学素养，超脱于常人的良知，着眼于维护社会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对案件的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选择，必要时进行一定的“法官造法”活动，这样才能比较妥当地确定和评算精神损害赔偿金。

　　综上，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经过《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确定，已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使人权的保障日益完善，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界定全国尚无统一标准，实行赔偿数额的标准化成为趋势，笔者建议以不同侵权程度分档评定，对精神损害事实的确定、法律的适用、数额评算则依赖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裁量权。在审判实践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问题将不断产生，需要法官不断总结经验，更需要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两者相互融合、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