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限责任公司“挂名”股东股东资格的确认

——以一起案件为例的实证研究

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是涉及公司法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案情往往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对其单独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公式，无论是旧《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均未对股东确权案件的审理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较难的问题。股东资格确认诉讼表现形式趋多样化，如“隐名”股东要求确权、“挂名”股东要求确权、“干股”股东要求确权等等。本文结合一起案例探讨“挂名”股东能否确认其股东资格问题。本文所称的“挂名”股东，是指未实际出资但由于某种原因被他人登记在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中、实际不享有股东权利、不履行股东义务的人。

一、问题的提出

其一，企业为了符合当地政策有关“股份制改造企业股东最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数额”的规定，为凑足股东人数将实际未出资的亲戚在工商登记中列为股东，当这些“挂名股东”与企业、实际股东发生纠纷要求确认股权时，法院能否确认其股东身份?

其二，有限责任公司为凑足两个以上的人数，实际出资人在章程中将并未出资的亲戚列为股东，并在公司向银行的出资缴款单中以及公司章程的股东姓名栏中写上了该亲戚的名字，此时法院应否确认未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

案例：虞良舜要求盈余分配案。2000年期间，虞明舜(系原告虞良舜之弟)以虞良舜名义向南石桥村前虞村民小组写申请报告一份，欲成立东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并加盖了虞良舜的私章。在征得该村同意后，2001年2月28日，虞良舜代表东成公司与南石桥村委会签订了租用集体土地协议书。后因故东成公司未设立。2002年10月16日，虞明舜出资68万元以其妻白金媛的名义设立了明乐公司，并制定了公司章程，该章程尾页股东署名为白金媛、虞良舜，并加盖了各自私章，但虞良舜之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而是虞晓萍(白金媛之女)所签。2003年11月5日，明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变更股东，将虞良舜股份分别转让给虞晓萍和虞丽萍(均系白金媛之女)，虞明舜签上虞良舜名字并加盖了虞良舜私章。同年11月8日，虞明舜又以虞良舜名义分别与虞晓萍、虞丽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加盖了虞良舜私章。另，虞良舜提供2002年11月5日中国银行缴款单复印件一份，由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查讫。白金媛出资50万元，虞良舜出资18万元。原告据此认为履行了出资义务，于2006年6月20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约150万元。

二、实证分析

文涉案例虽然是盈余分配诉讼，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原告虞良舜是否具备明乐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笔者认为虞良舜不具备明东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在一般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的资料来确认，但是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除外。我们可以从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实质要件上审查。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认定股东身份的依据之一。本案中，虽然从工商登记资料及银行现金缴款单上显示原告虞良舜出资187Y元，表面上符合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实质要件，但是原告虞良舜没有证据证明银行现金缴款单的18万元是其缴纳的。事实上，银行现金缴款单的68万元均为虞明舜所出，虞明舜由于自身身份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不能参与公司经营，所以列其妻子白金媛及哥哥虞良舜为股东。所以虽然银行现金缴款单中有虞良舜的名字，并不能说明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其次，从形式要件上审查。签署章程反映出行为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优于其他形式要件。股东签署的章程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可以作为在股东内部发生争议时对抗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案中，明乐公司2002年10月16日的章程并非原告虞良舜所签，因此不能反映虞良舜有设立明乐公司的意思表示。明乐公司成立后，原告亦未参与公司的任何决策活动，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行使过股东权利。

三、审查确认实际股东与“挂名”股东的方法

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综合审查确定较为适宜。一般来说，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应具备的主要特征包括：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工商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被载入股东名册、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等。这些特征是判断股东身份成立与否的依据，但并不是说具备上述某个特征就能被确认为股东。在这些特征中，出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签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股东资格的表象特征。上述要件或特征必须综合起来分析判断股东资格具备与否。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当股东或公司内部发生股东资格争议时，无论是要求确认未被公示为股东者的股东身份，还是要求否定已公示为股东者的股东身份，关键是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结合上述特征要件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因此，判定某人是实际股东还是“挂名”股东，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首先，审查是否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最基本义务，股东如果不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无对价即无权利”的原则，就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即便章程中有该“股东”的名字也不应确认其股东身份。但是，股东未足额出资以及股东未按期出资与股东未出资是两回事，股东未足额出资以及股东未按期出资是股东出资存在出资额与出资时间上的瑕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予股东一定的宽限期，如果在宽限期内仍未按约履行出资义务，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按照其实际出资额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文涉案例的原告均不是未足额出资的问题，也不存在要自愿补缴出资的问题，而是实际并未出资却冒用出资之名要求确认股东资格。

其次，审查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公司法》第25条第2款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设立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但是，公司章程尾部的字究竟是不是股东本人所签，公司登记机关往往无从核实，这就为“挂名”股东的存在提供了现实可能。实际出资人往往为凑足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人数，而将亲戚朋友拉过来做“挂名”股东，这些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参与分红。当双方无矛盾时都能和平相处，但是，一旦双方出现矛盾，“挂名”股东即要求确权或分取公司红利，这是以上案例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个时候就要严格审查公司章程，看公司章程是否其所签。从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来看，绝大部分“挂名”股东没有在公司章程中签名，而是他人代为。

再次，审查股东名册是否真实。《公司法》第33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的规定，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之一，因此在“挂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原告往往会以股东名册有记载为由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有力证据。因为在规范运营的公司中都置备了股东名册，一般来说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直接看出某人是不是公司股东。在“挂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挂名”股东往往确实在股东名册之中，这时公司必须举证证明股东名册存在虚假性，虽然由此会造成公司可能会受到工商行政处罚，但是权衡二者的利害关系，公司还是会举证证明并主动承认股东名册存在虚假性。这个时候的举证责任就在于公司。

第四，审查出资证明书。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来说会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证明其出资额以及出资比例，它是一种物权性凭证。但现实中许多公司未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因此没有出资证明书不能当然否认其股东资格。出资证明书只能是判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方法之一，但出资证明书在审查某人是否“挂名”股东比较有效。一般说来，“挂名”股东不会持有出资证明书，即便其他股东都有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人在签发出资证明书问题上一般都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让公司签发，因为出资证明书不是工商登记资料中必须要的材料，所以公司一般不会签发给“挂名”股东。之所以将某人列为“挂名”股东都是为了便于工商登记机关审查时顺利通过，工商登记机关不需要的文件，“挂名”股东一般不会持有。

最后，审查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公司法》第34条、第35条、第38条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分取红利权、优先购买权以及参与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权利。公司的股东会积极行使这些权利，但是“挂名”股东当他心甘情愿被“挂名”时，一般不会积极要求行使上述权利，并不是其怠于行使上述权利，而是其心知肚明自己本来就不享有上述权利，所以在“挂名”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中。审查“挂名”股东在诉讼之前的几年是否参与过公司经营和决策、是否分取过红利，这种方法较为有效。如果“挂名”股东称是其他股东阻止其行使股东权利，对此必须举证证明。需要注意的是，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不是前提条件，审查争议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分红权)实际上是一种反推的方式，这种分析判断方法和前几种结合起来可以增强法官对事实认定的内心确信。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