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昭

武汉准备5年花2000亿英镑投资城市建设的消息，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大举造城”的进一步关注。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各大城市投入产出比进行梳理，发现在基础设施和房产投资等的拉动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随之高涨。尤其是重庆和天津甚至投资总量都突破了万亿大关，中西部不少城市的投资额逼近了经济总量，相比之下，深圳的投资率最低。

如果列一个中国城市的“投资排行榜”，重庆和天津两个“万亿元户”无疑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北京、武汉、上海、南京、西安、长沙、广州、郑州、贵阳、深圳，全部超过千亿。在如此“豪可敌国”的开支下，地方债务隐忧不容忽视。

中西部：城建拉高投资率

投入产出比是对未来发展和是否构成边际效应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发现，目前中西部的投资率(投资/GDP)普遍都比较高。

以中西部的几个“土豪”城市为例，内陆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去年全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205.03亿元，同比增长19.5%，历史性跨越了10000亿元。这也是目前中国投资总量最高的城市。在投资的带动下，重庆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56.69亿元，同比增长12.3%。按此计算，重庆的投资率高达88.5%。

去年武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001.96亿元，比上年增长19.3%，投资率在66.7%左右。

另外几个中西部大城的投资量也都不小。西北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西安，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34.56亿元，增长24.5%，实现GDP达4884.13亿元，投资率高达105%。西南的贵阳去年投资3030.38亿元，实现GDP 2085亿元，投资率高达145%。此外，郑州投资率为71%;长沙投资率达64%。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中西部城市化的比率落后东部大概7到8年的时间，因此两者发展阶段有明显不同。其次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中西部的外贸出口量很小，内需增长的幅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拉动。

城建投资在中西部城市占比很高。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三大领域，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工业投资。前两者相加即为城市建设投资。

如果说十多年前，内陆城市与深圳、上海等在城市建设方面有巨大鸿沟，如今，差距已经逐渐缩小。

沿海城市：低投资率促转型

在东部城市中，天津的投资总量一直比较高。去年天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21.20亿元，在国内各城市中仅次于重庆。去年天津实现GDP达 14370.16亿元，投资率也达到70%。

相比之下，另外几个东部大城的投资率就低很多。例如，北京去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32.2亿元，实现GDP 19500.6亿元，投资率为36%;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647.79亿元，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1602.12亿元，投资率为25.3%。广州投资率为28.9%;深圳投资率仅为17.2%，在各大城市中最低。

东南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额度也明显不如中西部。例如经济总量是武汉两倍多的上海，去年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1043.31亿元，比武汉还少。

深圳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为358.34亿元。不过以如此低的投资量还能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深圳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在全国各城市中领跑。

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记者，深圳低投资率已经持续很多年，深圳已经走过了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深圳是百分之百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十分完备，城市的面积也十分小，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已非常小。

投资驱动后隐忧

尽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但过度依赖投资的隐忧也同时存在。尤其是在城市投资三大领域中，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市场主导作用比较强，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市场作用比较小，因此主要以政府投资推动，而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的力度，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而这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地方负债和金融风险。

例如，在北京，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32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亿元。广州目前政府性债务2865亿元。在武汉，截至2012年6月30日，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相当于每天要还1亿元。重庆也不少，截至2013年12月底，重庆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3070.39亿元。

去年六月，审计署对全国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发现，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政府性债务，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

“很多地方的负债最终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很多地方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实际上正是这种负债建设发展的模式导致的。”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