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6日发生在长沙的公交车爆炸案再一次验证了这样的结论：长期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在炸药上没什么根本进步，炸弹的使用仍然停留在泄愤工具的层面上。同样存在的事实是，原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武伯欣说，社会治安控制机制的提高进度与社会变迁的速度仍然不能对接爆炸时间被定格在10月 26日13点40分，长沙这座城市在白花花的日头直射下有些倦怠的时刻。桔园小区叉路口相对是个市民气息浓厚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散坐在各个角落的擦鞋女、肩挑新鲜蔬菜晃来晃去的农民点缀在行人间，还有就是走走停停的“摩的”司机。不过10月26日下午的这个时刻，“摩的”司机是主要人群，刘建军就是其中一个，他和老乡坐在对方的摩托车上，一边用眼睛扫着行人希望找点生意，一边用眼角扫着不远处另有一帮同样松松垮垮戴着头盔聚堆的同行。

　　13点40分是个生意清淡的时刻。刘建军看着斜上去一点横在眼前的双向八车道的韶山中路抱怨，自打这条路修好后就没什么生意了，生意都在公交车上——对面一趟趟开过来的公交车上人站得满满的，车站站牌下或蹲或站等车的人也越聚越多。

　　《潇湘晨报》吴通清说，长沙人对交通工具选择是，要么有钱买私家车，要么就坐公交车，公交车还是大部分人顺理成章的选择。

　　7路车的生意尤其好，7路车连接火车站和汽车南站，途经横贯长沙南北的韶山路，尤其是长途汽车南站又是长沙市南大门重要的客流集散地，因此7路车尤为繁忙。每天从早晨5点45分到半夜24点，一天内基本要出动62台车，一分钟发一趟。

　　湘A-04337公交车从汽车南站发出后，开始了下午班要跑四趟的第一趟。过了新中路立交桥，窗外商业气息浓了起来。不知道是否这些信息在此时对车上的阳进泉有任何提示作用——他选择在这一时刻引爆了炸弹。原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武伯欣分析说，阳进泉此时的动机强度达到一种无法遏制，他的脑子里想的念头是“今天、现在必须做”。

　　之前，车里一直很安静，新中路口站站台就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当时站在车门不远处靠窗位置的21中初三学生刘奇知道下一站就到站了。这个机灵清秀的女孩被奶奶送上车时，脑子里还记着下午14点15分第一堂有个随堂考，坐7路车她可以刷IC卡。很多人选坐7路车都因为这是长沙最长的月票线路，沿线的厂矿企业都有福利卡，七毛钱坐一次，到IC卡中心也才需要花九毛钱。

　　阳进泉把目标就对准了这些最普通的市民。他采用了“自杀式爆炸”——事后警方证实他是车上54个不同程度烧伤的人之一，而且是9个危重伤员之一。警方当天就已经怀疑施爆者在受伤人群中，理由是其中一个警员在现场辨识出了硝酸的味道，在农村，有了硝酸胺、麸皮、硫磺等原料就可以制造土制炸弹。

　　阳进泉的土制炸弹威力算不上巨大，在爆炸声中，很多车里的乘客包括车外行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车胎爆了。车在爆炸声中向前移动了一下后停下来，灾难也在这时真正席卷过来 ——一股浓烟伴着灼热的气浪从车后部向前方迅速漫过来，刘奇说，“我被烟呛得说不出话来，好像是白色带点黄色的烟，还有糊味。车里的人都向司机的方向倒过去，我倒在一个穿土色衣服的阿姨身上，我心里想，这么浓的烟车会不会爆炸啊?”

　　未成年人的镇静在很多时候是远远超过成人的。刘奇在医院里回想那个恐怖时刻时说她并不害怕，“因为看过好多这种电影”，而且她说她立刻开始想消防知识，怎么样才能不被烟熏到，“我就把我右边阿姨的衣服扯过来堵在我的鼻子上”。

　　伴着浓烟的还有火，大多数人都是被火烧伤的。刘奇算是非常轻的轻伤，连她的校服都烧得不严重，只留下一个个小洞洞，她说那些都是别人的皮肤烧焦了，掉在她身上。

　　程小泉也站在车前面，为了换手机充电器，她特地跟红星建材市场请了假。爆炸引起的骚动中，她就觉得自己被别人用力地推了一下，差点摔了一跤，等她挣扎着站直，眼睛已经被浓烟熏得泪流不止。耳边都是哭声和叫声，程小泉说她始终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了。在车上人们身体的冲撞中，她用一只手把牢扶手，另一只手不停擦眼睛，终于看到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窗外跳，她也用力地抬起右腿放在车窗框下，等她放另一只脚时，车厢内慌不择路的人又把把她使劲地推了一下。

　　刘建军说他听到爆炸声跑过去时，看到第一个从车上出来的，是个穿校服的男学生。他下来时，满地都是碎裂的车窗玻璃，他伸出的右腿裤子已经被炸得只剩下最上面还挂着布片了。他看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头发烧焦了，裤子烧坏了，从车上下来就径直跑向路边的报刊亭。围观的人已经在不停地用手机拨打110、 119、120，这时候看到他出来，纷纷围住他问他家里电话，替他拨电话。

　　硝烟味充斥在那里有五六分钟的样子，场面相当混乱。从车窗上跳下来的刘奇说她下车才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们的样子太可怕了，皮都掉下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不停地流血，有的人受伤轻一点就那样坐在那里，也呆呆的。”

　　程小泉这时也费力地跳了下来，她前面的长头发烧掉了纷纷掉在手上，头上盘头的花烧了个大洞。她说她用手摸了一把头发，烧焦的头发全都像灰渣一样的，她说，“我看到我满手焦掉的头发就觉得自己已经被毁容了。”这时她下意识地转过身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一个13岁左右的女孩子一把抱住她，不停地哭喊：“姐姐救救我!姐姐救救我!”她低头一看，这个女孩子脸都被烧糊了。

　　救护车在4分钟以后到达，刘建军和很多人一起加入到救援队伍中。他看到有七八个人伤得很重，“皮肤像要粘下来一样，好几个女的哭都哭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女的两只手都炸烂了，皮肤上起了一串泡，可是她好像感觉不到疼，两个手还紧紧地拎着一个大的红色旅行包和两个纸袋子”。伤员很多，甚至担架不够用，后来碎得不是很厉害的挡风玻璃也被刘建军找来抬伤员了。

　　给刘建军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下车来的人，他整个人的衣服全部被烧毁了，露在外面的皮肤也是黑色的，而他的两只手一直高举过头顶，仿佛还在公交车上扶着把手一样。

　　2000年底记者采访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教授时他谈到炸弹犯罪升级，他预测以后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说，导致这些刑事犯罪严重化的社会心理诱因还要长期存在下去。

　　警方关于此次爆炸给出的百字消息暗示犯罪动机时说，54岁的衡山县农民阳进泉因家庭矛盾悲观厌世，一个月前曾扬言要在长沙制造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原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武伯欣就此分析说，社会经济的变革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倾轧激烈，带来一个直接后果是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得脆弱。人口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尖锐，反映在个人行为选择上，就是行为容易越轨。

　　从作案方式来看，炸药是一个便利的选择：在农村，炸山、碎石、修公路都可能有余存的雷管炸药，甚至部分有这方面专业特长的人在民间就可以自己草制。而相对的另一面，类似于公共汽车这样的公共交通工具一旦成为目标，后果无法预测。

　　作为社会的防范成本而言，这又是无法精确度量的一个值。

　　武伯欣认为，爆炸升级实际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94年中央政法委下达了一个课题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心理与对策研究”，武伯欣是这个课题的主持人，他记得其中的第一类公共安全犯罪就是“爆炸”。而以爆炸方式实施犯罪在最近这些年有增多趋势，武伯欣说这一方面符合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治安控制机制的提高与社会协同发展在短期还是不能实现，我们依然处于被动防范的状态。

　　说到底，武伯欣认为中国属于低层次犯罪的国度，如同这次长沙汽车爆炸一样，只是个别的孤立事件，是一个矛盾激化的结果。早年的邢台爆炸起因就是一个公安局长接到工作调令，从有实权的部门调到司法局当局长。这样一个“失势”的局长心理失衡，武伯欣说他与阳进泉共同的特征是：心理上自我估价过高，个人的估价远远超出了客观估价，于是他的犯罪动机不再指向具体人，动机泛化并外化为行为，而危及公共安全，伤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