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踪者

　　1983年—1985年，在商县各乡出现怪事。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

　　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起了个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赶集给猪买豆饼。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却再也没有回家，家人四处寻找。

　　5月27日黄昏，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路过县造纸厂时，他找到出纳员、表弟侯义亭，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变得严峻起来：两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1.85元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侯问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说杜欠他钱，一直赖着不还，他在街上堵住杜，杜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

　　5月28日，经侯义亭辨认，领钱人是44岁的龙治民。

　　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要带他去派出所。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黑脸小伙上前，说也正找这人。

　　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龙说他屋里有活，挖猪圈，一天五元。姜独自去后，再不见回家。其兄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一直寻找到了5月;期间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无回音。5月28日，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见了要找的人。

　　持续数月的寻访，姜家了解到，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春节以后，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

　　两支寻人队伍交换情况，感到事情严重，把龙押往公安机关报案。

　　两个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县公安局决定将其收审。

　　面对讯问，龙治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他欠我20块钱。以后他去哪儿?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长时间?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一个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这么一个矮小愚笨、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民警甚至为关还是放犹豫过，最后决定：先把龙犯关起来，第二天到龙的家里看看再说。没人想到，结果令人恐惧。

　　相拥的裸尸

　　5月29日早晨，两警察去往杨峪河乡王墹村。龙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个地窖。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有几处好像被铲过;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呈乌紫颜色，像血迹。龙妻闫淑霞下肢瘫痪，行为古怪，一会儿说：“屋里没啥。”过了一会儿又说：“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晚上我睡在炕上，听见外间有动静，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问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说了。过了一会儿，又没头没脑地说：“我洗衣服，水红红的。”

　　民警回局里汇报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墹。

　　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时，村治保主任说，龙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队长王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

　　细细找寻，王扣成在东厢一个萝卜窖旁边，发现一堆散乱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

　　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看守所被要求把龙治民铐起来，并加上脚镣。

　　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

　　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也不是姜三合。

　　三个藏尸坑

　　龙治民原系商县仁治公社龙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移居杨峪河，矮小猥琐，游手好闲。1977年冬他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奸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闫淑霞结婚。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中人很少与之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前往围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民警划出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没有新的发现。

　　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闫淑霞向民警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苞谷秆。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

　　揭开苞谷秆，竟然有八九具尸体，是以码柴禾的码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