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家  《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人民日报》摘登“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发言。

　　道德，何以兴国立人?

　　半年多前，《光明日报》刊发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的文章，以此标题提出提出问题。昨日，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在了《光明日报》头版文章《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中。

　　作为该文作者，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在文中这样表述：“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政治秩序不能简单地相互取代，而是相别相维，相互促进。当伦理秩序中的某些内容进一步程式化后，就会转化为政治秩序或法治秩序，法治和民主政治实践也需要相适应的伦理环境。”

　　时隔半年，一问一答，出现在中央媒体上，无论这是否是一种偶然，都向外界释放了意味深长的信号——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治国的道德伦理也逐渐清晰起来。

　　中西伦理秩序之别

　　在伦理秩序前，尹汉宁加上了“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属性。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伦理秩序，什么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秩序?

　　通常来说，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是基于地域文化而形成。如今在二者之间进行划分，实际上是基于国情的一种传统。自1936年“遵义会议”起，中央在治国路线和思想进化上，就始终与西方所秉持的伦理秩序保持一定距离。

　　此番，尹汉宁也沿袭了这样的思维习惯。文中，他这样对比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建设，西方形成相对定型的国家至少要比中国晚 1000多年。西方文化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直到中世纪、甚至到近现代，国家才定型，不同于中国作为第一代原生文化不间断地在同一空间传承至今。我们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据其所述，中国的文化根脉有三：“家与国相连”、“礼、仁、和相维”、“传习与教化共生成”。 也正基于此，“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与‘共同富裕’‘集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相衔接，具有道德高度和道义优势。”

　　尹汉宁认为，当伦理秩序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时，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里，家和国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小国’，国是共同的家，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西方国家由于中世纪教会的利益需要、领主制经济、财产分割和长子继承制等，家更多地体现为核心家庭，在家庭中突出个人，强化个人的利益和财产占有。西方在谈论国家时，强调得比较多的是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凝聚力受到挑战时，往往会用体现个人主张的简单公投来决定国家的稳定与分离。”

　　于是，这位省委宣传部长呼吁党员干部、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也曾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面向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

　　由此看来，考虑到当下舆论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之态势，公众人物将成为推行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四个“最高的伦理原则”——“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伦理与法治的照应

　　或许不是巧合，《人民日报》昨天摘登“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发言的一组稿件中，便有一篇《对西方国家治理应合理扬弃》。文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杰明确阐述了中西方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差别：“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实践土壤，有自己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因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成功的经验，中国要毫不犹豫地拿来;对那些失败的做法，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也被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

　　该组摘录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的《健全制度，改善治理》被以头条规格刊登出来。文章指出，“国家治理者还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素质和能力”。

　　以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抓手，已经成为共识。在此前提下，尹汉宁认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建设，尽管不能替代法治和民主政治秩序建设，但通过伦理秩序建设可以促进法治和民主政治秩序建设。一是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规定价值向度;二是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累积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三是伦理秩序中的条规化，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

　　显然，这样的理解绝非无的放矢。无论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组织层面、职业层面、家庭层面，还是从“修身修心、养德养性;做君子、重名节”的个体层面，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在现实中都有照应。

　　十八大换届后，总书记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开启了治党治国治吏的道德伦理要求。甚至，习近平曾警告称，腐败和其他“道德”问题可能会威胁到党的存亡。

　　从传统文化汲取礼治

　　“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这是去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之后，习近平11月26日考察山东曲阜孔庙，他不仅对《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表达兴趣，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还进一步谈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在很多人看来，最高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实则是在国家治理层面对礼治的一种需求。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多数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从孔子开始，礼崩乐坏是被视为社会行乱的先兆，因此，治国治世也应从修礼开始。

　　万俊人去年12月那篇“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中，对此亦有提及：“现代国家的合法正当性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或法制，而且也需要健全而高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也就是说，法制是建国立国的必要条件，而道德伦理和文化是建国立国和兴国的充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