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以下内容来自他的回忆文章。

　　四人帮

　　姚文元听到汽车响就往外跑

　　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备措施。由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等，昼夜在总值班室值班;从机关、部队先后选调人员参加隔离江、张、王、姚的室内坐班;严格出入制度，哨兵按证件和指定的名单放行……每天定时放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喷洒清扫通道，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焦灼不安，饮食无常，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戴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她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子、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对，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大发雷霆。她还说： “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去之初，不停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监护人员阻止时，遭他谩骂。

　　伙食标准高于机关工作人员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的伙食标准为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眉批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者仰首长思。王洪文进去后的两个多月，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他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姚文元能吃、能喝、能睡，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留下来，午夜加热后做夜宵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或《列宁选集》;他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他也是话最多的一个。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她间或看看《毛泽东选集》，躺着的时间比较长，还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顶回去了。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看《毛泽东选集》，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默然沉思，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

　　王洪文第一个被押送秦城监狱

　　1977年4月7日晚，为将“四人帮”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作了相应安排。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3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

　　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隔离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换上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4月10日零点，江青第三个被押送。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她没吭声，缓缓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梳头。出洗手间后，她很顺从地上了车，一路无话。到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的，也有来看热闹的。江青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

　　10日凌晨3点，姚文元最后一个被押送，比较顺从。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摘编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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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过去36年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的作用仍是知之不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粉碎“四人帮”的酝酿阶段，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间的活动我也知道一些。当时，汪东兴在华、叶处商谈后，回来都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和我通气。现在就我所知，照实写出来，如能为党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些参考，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李先念同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有关回忆录和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因为本文谈的是我当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现场抓捕“四人帮”亲眼所见的人与事，涉及的面有限，不能一一提到，请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9月14日夜，汪东兴和李鑫向华国锋进言：要设法除掉“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 “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