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家  很多人似乎看到了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时的影子，或者，他们期待这一次，多少能重现当时的境况。

　　这次，让一些人重新想起那段往事的，是因为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完善中小学招生办法，破解择校难题。

　　“这是通过教育公平、起点公平，让更多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一项重要举措。”《湖北日报》的评论如是说;《高招倾斜是对公平的更深理解》，《长江日报》则以此为题，表明了该报立场;《用教育公平撬动社会的未来》，这是《人民日报》的期待……

　　无怪乎人们反应这么大。在此之前，农村孩子读大学的越来越少，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几年前就曾说过：“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这位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还曾对比古代的情况：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 41.16%的人来自乡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成绩曾经远远超过前人———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过，过去他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农村的学生有80%。但现在，这个比例越来越小。

　　在昨天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看来，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才会出台这样的改革：“这个政策的核心指向很清晰，不能只是让农村孩子有大学上，更要保证他们上好大学，保持一定比例。即将出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这将为公平构筑更为坚实的制度平台。”而同样作为中央媒体的一分子，新华社江苏分社常务副总编郭奔胜，也认为这次改革唯“公平”二字最重：“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每一学校都在高考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国家高考制度改革的最高价值追求。”

　　这是进步，值得肯定，但如果仅是这些，却依然不够。来自人口大省河南的教师郭立场在投书《北京青年报》的评论中，同样想起了恢复高考初期的那个年代：“恢复高考初期，高考升学率虽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的温暖记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在此之前，因为“上山下乡”，许多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大学者、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改造，无意中为许多农村带去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前不久一篇网络热帖《再无奇迹：从小县城考上清华的人会越来越少?》中，作者就写到：“我的父亲当年在四川的一个农村读书，而他的高中数学老师，是四川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这样的境况，已然不再。

　　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现在中国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资源在分配过程中的严重不均衡，农村优质的教育资源太少。而在录取过程中，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大学生减少的情况，但依然只是治标，而非治本。“换言之，纠结于城乡生源比例本身并无助于问题的化解，更要从基础做起，让农村孩子能够和城镇孩子同样享有优质教育。”郭立场在《“寒门难出贵子”困境如何突围》一文中如是写道。《长江日报》评论员李杏也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改革，更像是一种权宜：“对于那些无法享受到优质基础教育的孩子而言，对那些人口大省中的考生而言……为了进行‘纠偏’，一些倾斜性政策的制定就显得很有必要。”

　　当然，改革并非一劳永逸，不是说这次改革之后就永远不变了。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这次改革，不过是个开始：“中国的国情很复杂，每年上千万的高考考生，每一位考生都是一道多维高阶方程，要想把工作做精细，就必然要抛弃由某一机构大包大揽的做法。”这也是《中国科技报》所期待的：“大学独立进行录取，而不再根据教育考试院的投档情况进行录取”，也不要再按照行政计划去招生，“教育部门和考试部门必须转变原有的权力和管理思维，变为如何构建公平的考试招生环境以及为学生选择大学、大学选择学生提供服务”。

　　这次改革，更像是一种倒推，由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一步步去解决。而在《南方都市报》看来，之后要解决的问题不在少数：“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此前感叹的，农村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又怎么上重点大学?在中国现有的高考体制下，激烈的竞争不是从高考开始，而肇始于小学阶段，尤其是初中和至关重要的高中，能否进入重点学校几乎就决定了能否进入好的大学。如果不能对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进行资源分配上的倾斜，那么中央政策的初衷将可能难以实现。而这里涉及的城市中小学占有资源比例大大高于农村中小学的情况，能否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将是对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