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我没有方志纯的职位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江西省妇联的一把手，也被群众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快 “靠边站”做检查。主要“罪状”两条：一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给全国妇联的那份“工作报告”;二是培养丁长华(江西省50年代树立起的农业模范——编者注)这个“假典型”。但那时被揪的“走资派”太多，只要是当权派，无论是工作错误、认识错误、路线错误，都被上纲上线为“走资派”，群众运动的“过火”，我还是能够理解的，作为我个人来讲，并没有与群众组织在对“文革”认识上有严重的对立情绪。我同意揪“走资派”，不过觉得揪得太多了一点，当时局面有点混乱。

　　但1967年冬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

　　笔者：这个变化的标志是什么?

　　朱旦华：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与组织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以及“新疆事件”等问题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隔离审查的命运也落在我的头上。到了1968年秋，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帽子扣了下来。

　　1968年冷得比较早，9月份秋叶飘落。我被单独带进过去自己的办公室。三个从未谋面的人一字形坐在办公桌前，中间一个气势汹汹，逼我“坦白交代”“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前前后后。

　　我皱了皱眉头，耐心解释：“我们是党中央委托张治中将军营救，1946年7月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我们没有签署任何反共文字。”

　　另一个振振有词：“不对!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牢中为什么牺牲了?你们为什么安然无事?不要为自己的自首、叛变、投降行径脸上擦粉!”

　　“青年人，你们应该尊重历史，1946年6月我们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张治中先生还派了刘亚哲少将护送我们回延安。7月11日，我们到达解放区，7月12日，毛主席还请我们吃饭看戏。我们在狱中的情况，马明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主席，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编者注)、张子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作为代表，当月就向党中央作了如实的汇报。方志纯同志1946年7月还专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我们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中央早就做了结论。”

　　“据我们了解，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都是叛徒!你不要为你的第二个丈夫作伪证!”

　　对着这黑白颠倒的诬蔑，面对这渐渐不解的审查，那些日子里，我仰望长空，夜不能寐······

　　笔者：毛泽民是1942年9月被盛世才抓起来的，1943年9月，牺牲在新疆监狱，那是盛世才和蒋介石联手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谁也想不到25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您和新疆监狱的幸存者竟然在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间一个个都被打入“另册”。当时您怎么想?

　　朱旦华：当时我头脑里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考验，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包括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的风雨。另一个就是觉得党内出现问题了，有一股打倒大多数老干部的逆流。但无论怎么想，我都坚决服从组织的考验和审查安排。1968年10月20日接到通知，次日前往向阳农场，参加集训队。要求“每个集训队员自带铺板、生活用具，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的工资‘冻结’”。中央早有指示，不许随便冻结未定性干部的工资。参加集训队的当时都是属于未定性的人，是不应该冻结工资的，但那时候落实政策的通知多难以执行。

　　“文革”期间，我因新疆监狱案被隔离审查，送进集训队，先到向阳农场，后到向塘，以后又到长头堎，最后搬到高安伍桥。但当时不告知地址，只说通讯处为高安二号信箱。

　　结案和平反

　　朱旦华：一直到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案”才进入结案阶段。那年4月4日，江西省革委会陈昌奉等人到江西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同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对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平反。

　　8月初，中央二办王槐旭同志前来江西医院，对方志纯和我，当面赔礼道歉。根据中办10号文件精神，1975年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审干办公室对我作出审查结论。1975年9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批发了《关于朱旦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同时批发了《关于方志纯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强调方志纯和朱旦华不是叛徒，是立场坚定的同志。从迪化集体回延安的129人没有一个是叛徒。

　　笔者：一场空前严酷的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终于尘埃落定，您怎么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新疆叛徒集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