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君，请这边走”。日本鬼子一进村，中国汉奸就迎上前去。黝黑发亮的中分头、黑色短马褂，带着鬼子鱼肉村民的“汉奸”形象，在中国无数抗战影视作品中被“定型”。日本新华侨报14日则刊文，讲述一段袁世凯收买“日奸”的罕见历史。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川岛真曾经指出，“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对清朝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国际共管’时代。”但是，西方列强并非团结得犹如铁板一块，而是同床异梦，表面上实行着“共管”，各自都在下面寻求清朝中国的利益赞助者，日本尤甚。这时，日本人相中了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说起来，袁世凯也是聪明人。正如费正清、刘广京在其《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那样，袁世凯是一方面认识到“利用外国力量保全疆土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则聘用了不少日本顾问、教官，作为大清王朝军事改革的基础。　　据《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一书记载：“20世纪初，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迅速增长，在直隶者一直多与其它省份：如1901年26人，直隶占13人;1904年末218人，直隶占85 人;1908年4月555人，直隶占174人。” 　趁着这样一个空档儿，也就是在1907年至1908间，一位名叫间室直义的日本陆军炮兵大尉来到保定，出任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教习。若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中国近现代史上从保定走出的军官大约将近1万名。间室直义在这里担任教习期间结识了许多后来中国的栋梁人物。后来，间室直义回到日本到舞鹤要塞司令部担任副官。谁都没有想到，这时的间室直义仍然同他的中国朋友们“过从甚密”。结果是，出事啦!

　　近日，我在翻看日本老报纸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故事”。1915年6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这样报道：5月31日晚，在舞鹤要塞司令部，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姬路宪兵队长三宅少佐脚步匆忙，急速冲向舞鹤宪兵分队，他和分队长藤田大尉、西舞鹤宪兵分遣所长田边等紧急商讨过后，径直走向了舞鹤要塞司令木村的房间。当时，各位长官秘密商议，决定禁止所有司令部成员外出。　　整整一夜，调查取证工作一秒也没有停过。刚刚出差归来的山口师团长一口水没喝就在现场配合此事的调查。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内部气氛十分紧张。经过精细探查，司令部副官炮兵大尉间室直义被宪兵分队带走拘役了。

　　据查，5月9日，间室直义收买了要塞司令部18岁的勤杂工石井铁三，秘密潜入资料存放处，复制了舞鹤要塞地带的秘密地图以及数个要塞内部勤务图。但是，百密一疏，间室直义万万没有想到，司令官木村对此有所察觉，迅速上报给陆军省，调出间室直义的履历及平素行动记录。其后报告称，不论此人是否有向他国泄密的可能性，都需要宪兵开展紧急调查。于是就有了5月31日夜晚的一幕。

　　6月1日，负责办案的三宅少佐出差，由藤田大尉手下三名宪兵特务和1名书记官搜查了位于西舞鹤的间室直义大尉的住宅。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间室直义的住宅内藏有中国寄来的五、六封书信。

　　报道说宪兵队立即对间室直义开展严厉审讯。说实话，上没上老虎凳，灌没灌辣椒水，都不知道。但是，“严厉”二字绝对不是凭口说说的。另一方面，舞鹤司令部的勤杂工石井铁三惧怕事发，早已经在5月中旬逃往东京了。舞鹤宪兵分队长立即向东京宪兵分队拍电报，要求调查石井铁三的下落。哪还有跑吗?不久，石井铁三落网，在调查中他交代了间室直义不曾供出的事实。整个事件水落石出。

　　有意思的是，《国民新闻》在对此进行报道的时候，使用的大标题是“舞鹤要塞有卖国奴”，使用的副标题相当于内容提要，说“炮兵大尉与勤杂工合谋，复制要塞地图和重要文件，涉嫌送给袁世凯政府”。看看，罪魁祸首竟然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读到这里，我才认识到袁世凯并不糊涂，立即对他产生了一股敬意!　　这件事情没有后续报道，间室直义和石井铁三的下落也就无从知晓了。有意的是，1915年10月1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又甩出重磅新闻——“吴海军有卖国奴，向身在神户的美国人出售机密文件”，指出吴(今天日本的广岛)海军工厂35岁的职工中村林次郎以一份10万日元的价格，向美国人出售机密文件。这样看来，当时培养 “日奸”的，不仅有“中华民国”的袁世凯政府，还有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啊!　　最后需要说一句的是，日文中的“卖国奴”，相当于中文的“卖国贼”，也就是 “日奸”。这个词汇今天也还没有成为“死语”。日本右翼对他们不满意的人士，常常就称为“卖国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