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前，毛泽东“神出鬼没”地躲开林立果的“绝命追杀”，出奇制胜地“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然而，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说到底是来自于“知己知彼”，即准确的情报。问题是，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哪里?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毛泽东的“卧底”?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并安置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事。

　　三个人最可能是卧底

　　在林彪身边，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答案很自然地落在了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分别是：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256飞机，“鬼使神差”地逃过一劫的程洪珍;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重要的小人物”

　　上述三人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而“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地位“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 人物的隐蔽性。李伟信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宣传干事提拔上来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后来，他负责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刚刚由秘书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是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365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林彪疑案中，三人扮演重要角色

　　李伟信是目击“571工程纪要”唯一的“半个人证”。之所以说是“半个人证”，因为他只听林立果说，要搞个“计划”，而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个“计划”。据李伟信说，“林立果搞了571纪要”的草案。虽然所有涉案的直接当事人，都否认此事，但是，法庭却认定，确有其事。另外，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为林立果清理现场后，最后离开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了“火光之灾”，却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571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仓促光顾 “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不足为奇。

　　程洪珍也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竟也是在那个“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这成为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所有直接当事人的证词于不顾，却采信了他的笔记内容。可见，程洪珍在法官心目中的地位。

　　李文普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在李文普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李文普的枪伤

　　林立果坐在李文普后面，李文普负伤时站在“大红旗”右车门外，李文普如果面向车门，坐在李文普后面的林立果子弹只能擦“前胸”到“右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是擦“后胸”到“左臂”。怎么可能“前胸擦到左臂”?中央警卫团拦车，使李文普相信了林豆豆的话，他想通过“走火”，给自己找个退身之计。伤在哪儿?李文普也考虑好了，右手拿枪，只好“委屈”左臂了。“前胸擦向左臂”，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

　　林办秘书于运深“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毛家湾值班，当天早上就被监禁在值班室。他听中央57号文件说“林彪亲自开枪打伤跟他多年的警卫人员”，根本不相信。林彪连握个铅笔都要别人捂热，而且林彪没有枪，怎么可能开枪打伤警卫人员?

　　李文普说，“审查时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是自伤”。后来的说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枪。车在，人在，从弹道上很容易鉴定，给李文普包扎和检查伤口的医生也不止一个。事实真相只需司法鉴定一下便一清二楚。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半途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为什么不查清楚?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中的一些关键情节：“571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有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的经历!请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翻身倒地并自伤一枪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与周宇驰、于新野相约，举枪自杀的“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一劫的戏剧一幕，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同归于尽”的精彩过程。这简直就像007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此三人的演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卧底”归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李文普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1984年离休。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 《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