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家  学者周其仁在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上所作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讲到中国经济面临四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变大了，但机会也很大;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被一些媒体转载时改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说大陆经济的第一次机会，源于冷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加入WTO，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最能赢利的国家，那么，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进入“新常态”，发展难度确实变大了，原先的劳动力优势、低工资优势等丧失，第一次机会已经走到尽头，要是经济转型不顺利，新的增长动力不足，会出现经济停滞徘徊，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说，大陆经济确实面临着第二次机会在哪里的问题，且现实而紧迫，周其仁说的四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以为，在大陆，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市场的问题，如果把市场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这里的市场包括“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突飞猛进，有人说是源于改革开放，这固然没错，但改革开放最终要落脚为形成市场，现在回头看，改革就主要是形成国内市场，即抛弃搞了3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破计划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下，是没有市场的，各种资源的配置是低效的，甚至是负效的，它无法调动人的知识、技能等积极性，哪怕搞了30年，国家仍然一穷二白，最后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核心是建立市场，确立个人产权，准许自由交易，允许合法致富。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指引下，一切要素被激活，人们爆发出巨大的创造性，30年时间，大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30年对比，翻天覆地，人民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迅猛提高，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早已超英赶美。

　　如果说改革是营造国内市场，那么(对外)开放则是抛弃冷战思维，从“要准备打仗”的错误判断中走出来，重新研判国际形势，确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抛弃闭关锁国政策，变与人为敌为与人为友，打开国际市场，允许国际贸易，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才有了资金、技术、人才的纷至沓来，凭借劳动力、低工资优势，大陆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在全球市场价值链中占据一环，从一个“崩溃”的国家，走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可以说，大陆经济这30年的奇迹，完全得益于两个市场制度的建立，没有两个市场的建立，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开放融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陆，你就是说谁谁多么光荣伟大正确也没有用。事实上，周其仁先生在演讲中也提到：“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历史的深入探望会发现，是市场让人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茅于轼先生提到一个数据，说1820年为止人类过去的几万年中，人口只有10个亿，以后的2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现在是70 亿，几万年只有10个亿，200年增加了50亿;人均寿命在1820年是26岁，现在是68岁，人类奋斗好几万年只活了26岁，而这200年，人类活到了 68岁，增加了40多岁，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变化?是市场制度。当然，浅表地看，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但茅先生说，只有商品化科学技术才能造福人类，而商品化要靠市场。

　　比照中国前30年与后30年，难道说前30年的人更加懒惰吗?不，前30年的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不晓得比我们现在辛苦多少倍，但是却终年为一家人吃不饱饭而发愁，现在，或许也辛苦，但不会吃不饱饭。所以说，市场是改变整个人类的力量，是改变我们自身处境的力量。

　　明白此理，应该知道，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还是在市场，在两个市场制度的完善。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不能说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还有大量行政、权力垄断;国际市场还有重重的人为封闭，无论走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有太多限制，中国经济要开启第二次机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对阻止市场化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动真刀动真枪，这些阻力妨碍了产品品质的提升，扭曲了政商关系，消耗了企业家太多的精力，而难以专注于企业的发展。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模糊不清，终会伤害市场本身，而伤害市场，就等于伤害人民的权利和福祉，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支持市场，保卫市场，完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