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等来的书

　　2005年5月，张典婉第一次见到了在那场海难中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叶伦明老先生。一天她接到从台湾新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轮”的幸存者，还活着。她马上赴香港与这位叫叶伦明的老人会面。他们相约在铜锣湾地铁站旁边汇丰银行的ATM那里，“我原想着能够逃过那场浩劫的，应该是位身体很壮的人。哪里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干干瘦瘦的老先生。” 叶伦明老人身材不高，背了一个双肩背包，精神抖擞，“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调查这个海难这么长时间，知道当时死了一千多人，突然看到一位老先生是幸存者，而且如此健康，觉得不可想象。”张典婉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当年死里逃生后，叶伦明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阻隔，他便失去了与妻子的所有联系。1980年，他离开内地到香港生活，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已改嫁。叶伦明从此不再赴台，终生再未娶。他的太太跟后来的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叶伦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当然，在采访和探寻的过程中，张典婉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联络时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还有人讲到逝去的亲人，便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有一次，她已经同一家被采访者相约，并飞到美国洛杉矶，到最后那一家人失踪，不接电话。更有甚者问她：你是哪个党派来卧底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写这些故事是什么目的?

　　即使遭遇了这些，她却非常理解，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她写道：“多年来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最残忍的是，每一次采访如同在受访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说：“《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同时，书中也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大哥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幸运的是，她先后采访到了三位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

　　一个时代的命运

　　《太平轮一九四九》曾先后遭遇九家出版社拒绝。有人隐晦地拒绝：“我们没有这样的书系，不出两岸历史的书。”有人则直截了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也有人把《太平轮一九四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商周集团是台湾主要中文杂志及书刊出版商，旗下拥有五十多家杂志。看过书稿一个礼拜后，他们主动联系张典婉，说：“我们签约吧。”“他们觉得这本书可以抚平很多人的伤痛，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家庭都有伤痛的记忆。”张典婉说。

　　商周集团为《太平轮一九四九》办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发布会。他们包下了两层楼的老建筑“小白宫”——原美国“大使馆”所在地，采用舞台布景的方式布置了一个“流离”的现场：旧式旗袍放在一只木箱上面，一朵百合躺在旗袍上，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旁边的衣架上，现场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舞台上布满白色的花。学戏剧出身的张典婉，提出把书里部分老照片制作成展板放到舞台上。“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氛围才完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附近，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安静地落在海面上。五级风，温度25摄氏度，这是嵊泗海域这几天以来最好的天气。在距离白节山约一公里处，两艘渔船渐渐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船上站满了互相搀扶的老人，船头飘着的旗帜写着“太平轮协会赠”的字样。老人们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一分钟。之后，老人们轮流走上船头甲板，默念给亲人的祭文。

　　这是自1949年太平轮沉没后，61年来两岸的罹难者家属终于第一次聚到一起为太平轮遇难者举行公祭。张典婉把《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版权费捐出来，用于太平轮两岸合祭。“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沉没之日我们成立了太平轮协会。都是由遇难家属和幸存者以及对这些历史有兴趣的人组成。”之后，太平轮协会决定在2010年为太平轮事件中的遇难者举行一次两岸合祭。“海祭是家属们提出的，好几年前就提了，像张昭雄、黄似阑女士都有这样的心愿，但他们年事已高，不可能自己来处理这些事务，我们就来协调。”

　　2010年4月中旬，张典婉从台湾飞到内地，拜访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呈递了海祭的策划书，形式很简单，以音乐、鲜花和默念祭文为主。在承诺不烧纸，不念经的情况下，海祭策划得以顺利通过。之后，张典婉开始在嵊泗操持租渔船、买鲜花、订酒店的事情。

　　因为天气原因，原定于5月23日举行的海祭延迟到5月25日清晨举行。船行至离白节山一公里处，老人们互相搀扶着为亲人默哀。随后，每户人家轮流到船头甲板默念祭文。幸存者王兆阑跪在地上，对逝去的母亲和弟妹们诉说多年以来的内心歉疚，老伴在一旁细心搀扶且陪伴;黄似阑特地提前三个月折了一千只纸鹤给母亲，并带来了母亲最爱吃的花生和巧克力，四页纸的祭文，哭着说完;台湾著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将父亲的照片贴在脸上痛哭，并拿来母亲临走时的照片，让父亲看看母亲的样子，祭文念完后，花、祭文、照片一起投向大海。六十年积郁的悲伤，终于能痛快地喷涌而出。

　　《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后，张典婉又继续发现了更多故事，但没来得及写进书里。通过多年的采访，张典婉发现太平轮之于那个年代的象征与印记，超出她最初的判断和想象：“太平轮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命运，而非一船人的命运。”1949年，在两百万人的流离中，沉没的太平轮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上海、广州、舟山以及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类似太平轮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在不同的港口，上演着同样的生离死别，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一个告别就是一辈子。”张典婉无限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