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年底，日本安倍内阁通过了旨在严惩泄露“特定秘密”行为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简称《保密法》)。由于《保密法》没有对何为“秘密”做出明确界定，所以依据该法，日本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令其不满的行为解释成“泄密”并加以惩处。此法一出，即被指与日本历史上恶名昭彰的《治安维持法》相似。当时，日本当权者利用《治安维持法》打击异见者，使得日本社会处于长达20年的“白色恐怖”时期。

　　日本性科学之父遇刺

　　1925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治安维持法》。与安倍内阁的《保密法》一样，《治安维持法》也有个语焉不详但因此给执法者任意定罪权的概念——“国体”。根据此法，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者，将被判处最高10年徒刑。

　　关于为什么要抛出这样一部法律，时任司法大臣、后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平沼骐一郎曾回忆道：“普选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但我认为应制定一部禁止共产党结社的法律。治安维持法是防范赤色思想的有效方法。”

　　自上世纪10年代起，日本工农运动日渐勃兴。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效忠天皇的日本政府甚为忧惧，于是当 1925年《普选法》颁布时，防范共产党和其他试图挑战天皇制的人获选参政，就成为比展示民主姿态更重要的事。因此，《治安维持法》应运而生。

　　保守派的担心并非多虑。1928年2月，日本首次进行普选，一批政治异见者果然当选议员。这让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颇感恐慌，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议员，比如山本宣治。山本宣治被誉为日本“性科学之父”，以主张计划生育和在工农中开展性教育著称。对于当时鼓励生育的日本政府，山本的思想自然不受欢迎，更令当政者不悦的是，山本是日共外围组织“劳动农民党”党员并积极投身于工农运动。1928年当选后，作为“劳农党”议员的山本甚至还对天皇修改以强化《治安维持法》的敕令明确表示反对。

　　有害“国体”势力进入国会的现实，强化了田中遏制革命思潮的决心。1928年3月15日，超过1600名日共党员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3个月后，田中内阁借昭和天皇的敕令将《治安维持法》的最高刑升为死刑;次年4月16日，又有4000余名日共党员遭逮捕。1929年3月5日夜，山本遭右翼团体“七生义团”暗杀，而在当日出席国会会议时，山本曾因反对《治安维持法》而被禁止发言。

　　《治安维持法》维持的恐怖气氛此时已笼罩日本。更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负责执行《治安维持法》的日本内务省特高课警察。落入“特高”之手的嫌犯通常要遭受棍打、烫烙铁或鼻孔灌水等酷刑。共产党社会运动家西田信春在被捕第二天，被发现躺在九州帝国大学法医学院的解剖教室里，遗体上标注着“姓名不详”。

　　除凶狠施刑外，“特高”还极力向日共组织渗透。1933年底，“特高”公布了一起与日共相关的刑事案，声称日共干部宫本显治(1957年至1997年间一直掌控日共最高领导权)，因怀疑一名党员是叛徒而将其杀害。然而深入调查揭示，被疑为叛徒的死者本就是“特高”打入日共的奸细，其真实死因则是身份暴露后由惊恐引发的心脏麻痹。在起诉无由的情况下，当局最后还是拿出“百搭”的《治安维持法》，以违反此法的罪名将宫本判刑入狱。

　　“一次一密”电码被截获

　　令日本政府没想到的是，就在“宫本事件”发生当年，一名苏联间谍来到日本并迅速建立起高效的情报网。而这名苏联间谍，也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他与日本助手尾崎秀实，最终成为《治安维持法》实行期间仅有的两位获死刑者。

　　佐尔格原籍德国，曾参加一战并获德军勋章，后因信仰共产主义而秘密加入苏共。1933年5月，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来到日本，其实际目的则是为苏联搜集军事情报。凭借早年立下的战功及在德国政界的人脉，佐尔格抵日不久便赢得德国驻日外交官的信任，后来甚至还在德国大使馆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佐尔格在日本的间谍网是卓有成效的，他为苏联发回的两个重要情报甚至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1941年初，佐尔格获知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并迅速报告苏联。在传回苏联的密电报中，佐尔格甚至精确地说明德军将以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的力量于6月22日发动攻击。然而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在意这份情报。德苏开战后，斯大林急欲了解日军的动向。这次，佐尔格通过情报网核心成员——曾做过朝日新闻社记者和近卫文麿首相秘书的尾崎秀实——掌握了日军大本营的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几周后进攻东南亚和美国”，佐尔格在1941年10月4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如是说。基于这一关键情报，斯大林决定将部署在西伯利亚的20余万苏军调往西线保卫莫斯科，德军在二战中的攻势则因莫斯科保卫战的打响戛然而止。

　　对于佐尔格与莫斯科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特高课的报务员并非没有察觉，只是由于所有电报都以“一次一密”方式加密，“特高”截获的信息永远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怪话。尽管如此，考虑到“一次一密”常为苏联谍报人员使用，“特高”相信，东京一定存在一个为苏联服务的情报机构。为破获此案，“特高”动用了当年刚刚成立、配有高精度无线电侦查设备的移动监视部队，1941年10月18日，这个经常发出“一次一密”电报的电台最终被精准定位，警视厅立即出动抓捕，佐尔格的情报网就此崩溃。

　　被捕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人承认了间谍的身份，随即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国防保安法》的罪名判处死刑。然而日本当局的真正想法并非处死佐尔格，而是用他交换被苏联俘虏的一名日本间谍。为此，日本政府3次向苏联提出交换建议，并且多次推迟佐尔格的执刑日期。苏联却坚称对佐尔格其人毫不知情。于是，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在日本被秘密执行死刑。尾崎秀实也在同一天早些时候被绞死。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

　　发牢骚的农民遭逮捕

　　鉴于二战爆发后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日本政府于1941年2月再次修改《治安维持法》，最初的7个条款由此被增至65条，“特高”的工作范围，也从抓捕政治异见者扩大到监管所有国民的思想言论。

　　枥木县的一位母亲曾经就儿子被征兵的事向朋友说，“天皇陛下没有为我们养活孩子帮过一分钱的忙，现在他却要抢走这些孩子”。高知县的一位农民则抱怨战争时期的生活变得日益窘困，“如果一个农民的大米被抢走，那他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策又如何赢得战争?”由于不正确的言论，他们很快被警方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起诉，两名“罪犯”的上述罪证因此被记录在内务省特高课的报告中。

　　然而，恐怖的《治安维持法》和无孔不入的“特高”耳目，并没能抑止日本人民对天皇制“国体”的不满。内务省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尽管大多数国民仍表现出对天皇的顺从，但从1943年起，有关天皇和皇室的谣言还是出人意料地稳步增长，有人给警视厅写匿名信辱骂天皇，还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写下对皇室的批评。从 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间，警方共发现48件类似案例，38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

　　时至1945年10月，战败的日本政府在美国民主化改革的压力下，最终废止了《治安维持法》，特高警察同时解散。根据日本共产党估计，在《治安维持法》实行的20年间，共有几十万人被捕，179人曾遭酷刑折磨或被暗杀，1503人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