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疑问：为什么罚金不针对行贿人?

　　疑问基础：这25亿元罚的是丁书苗“非法经营”，而不是行贿

　　丁书苗怎么个非法经营法呢?原来，她直接或者通过他人去运作铁路招标，结果帮了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工程项目中中标。当然，丁书苗也得到了大笔好处费，他们一伙一共获得了30多亿元的非法所得，而她本人拿了20多亿元。

　　根据非法经营罪的相关条款，犯下此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也就是说，25亿元的罚金看似天价，按照法律条款却并不是重罚。否则，最高可以对丁书苗罚125亿元呢。另一方面，丁书苗也犯下了行贿罪，为感谢刘志军的帮助，丁书苗为刘志军“捞人”、“跑官”行贿4900万元，此外，为了树立慈善形象，她还向国家扶贫办的官员行贿合计4000多万元的人民币。不过，罚金却与此无关。

　　原来，在法条中，对行贿人相对“宽松”，没有罚金制度

　　丁书苗的“非法经营”和她的行贿密不可分，后者帮助她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来非法获利。对非法经营可以处以罚金，对行贿却不能，实在奇怪。

　　实际上，对行贿的个人不处罚金也一直是许多法律界人士所诟病的地方(编者注：刑法中单位行贿罪可以被并处罚金，不过这和个人行贿是完全不同的，甚至都处罚不到单位行贿里领头的人身上去)。浙江温州市一位检察官说：“行贿、受贿犯罪的最终目的，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金钱。以前我们在查处腐败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行贿人通过贿赂非法获取的经济利益进行查处。最终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不好。因为受贿者判刑了，可获益更大的行贿人却仍然赚到了钱。”的确在以往，对行贿个人的法律打击相对宽松。这种立法思路是希望行贿者能够主动坦白，帮助打击受贿者，而不是和后者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不过，这样却会造成行贿成本低，行贿者前赴后继。

　　然而，罚金制度非常适合针对行贿者

　　由于丁书苗案件实在过于重大，所以在行贿罪上也比较罕见地使用了没收部分财产这种刑罚来作为财产刑。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尽管没收财产和罚金都是针对犯罪人的合法所得而施加惩戒，但是两者有极大不同。没收财产是一次性的，而罚金则是“绵绵无绝期”——有多少交多少，等又有钱了，还得继续交，一直把罚款份额给交满了。

　　罚金对行贿者的震慑作用显而易见：其一，行贿者往往利用塞钱买关系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又用“合法所得”的面纱来掩饰，很难查出。可罚金就是针对合法所得的。其二，因行贿而取得的巨大经济利益面临着“夺命连环”追缴，就算牢底坐穿了，没还完还是得继续还，行贿者自然需要三思了。

　　一个好消息是，“丁书苗们”未来很可能得为行贿付出罚金了

　　呼吁对行贿者加以罚金的人不少。一个好消息是，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此有了全新的规定。在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这都释放出对行贿人也要严格的信号来。所以，在未来，丁书苗这样的人很可能直接被科以罚金，而不是以没收财产2000万这样的财产刑来替代。

　　另一大疑问：为什么罚金不针对受贿人?

　　疑问基础：刘志军等犯了受贿罪的人并没有被处以罚金

　　与丁书苗一案有着重大牵连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人的贪污腐败案件。行贿人因为以往相对“宽松” 的法条不用被处以罚金，那么，受贿人总是逃不脱的吧。抱着这样的信念去翻贪官们的判决书，一定又会吃惊。从来没有哪位贪官被处以罚金，而是多被没收财产。刘志军就被判没收全部财产。而罚金和没收财产对于贪官的意义又大不同。

　　原来，在法条中针对受贿人也没有罚金制度，而一些受贿数额巨大的贪官会被没收财产

　　翻遍刑法会发现，整个刑法对于受贿罪并没有关于罚金的规定，而是犯案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可以被并处没收财产。像是刘志军、张曙光这样的大贪官，一般会被判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被法院认定受贿316万元的雷政富，则被判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

　　看上去，对于贪官来说，没收财产似乎是更为狠的处罚，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会被没收财产的受贿贪官毕竟是少数，罚金则可针对大多数

　　尽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就可以被并处没收财产了，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刘志军、雷政富这样的出了名的大贪官被判没收财产。因为传统上没收财产本身是一种更严厉的针对重罪的刑罚。所以在实践中，法官也不会轻易判的。往往是无期以上的犯人才有这样的“待遇”。换而言之，大贪们被没收财产，中小贪们很容易被“放过”。基层法官叶庆章在《走出量刑“轻刑化”之泥潭》一文中提到一组对比数据：“据统计，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共审结刑事案件 7796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其中并处或单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罪犯占54%，而从各地法院判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适用没收财产的比率远低于上述刑事案件财产刑的平均适用比例。”另一方面，罚金制度可以广泛地针对犯下盗窃等罪行的逐利之徒。问题就来了，一个小窃贼盗窃金额很可能远小于一个小贪，前者要被处罚金，后者却“逍遥”，就说不过去了。

　　并且，罚金制度比起没收财产而言，要针对受贿贪官得多

　　为什么会有罚金制度呢?中国的罚金制度和西方许多国家是不同的。现时，许多西方国家的罚金制度更多是在体现人道主义关怀，也就是说，“轻罪”就不去判剥夺自由了，而是以罚款来代替。然而，我国目前的罚金制度则主要是针对的是“贪利型”的犯罪。这也是在做出了剥夺自由的判决之后，还可以并处以罚金的原因。罚金有追缴这个杀手锏，打击的是犯罪人贪利的动机和愿望，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非法逐利，其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如此，对合法财产的罚金追缴，还剥夺了他们将来可以再次提供犯罪的资本。

　　如此一看，罚金制度在我国的功能和震慑贪官极其契合的。试想，雷政富之流，出狱之后还得把欠的罚金给交清，而不能一笔勾销，当然是很大的压力。而倘若仅仅是没收财产，那么他在服刑期间和出狱后所得财产就不在没收的范围之内，要做一些转移资产的手脚很容易。

　　此外，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废除没收个人财产，用罚金取而代之，反而会利于海外追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我国刑法中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体现着陈旧、落后的财产刑观念，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成对被判刑人“基本人权”的剥夺，已被绝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摈弃，依据上述没收裁决提出的资产追缴请求一般会被拒绝。而罚金反而是许多国家普遍对贪污贿赂犯罪使用的“财产刑”。

　　韩国对受贿者的罚金制度就很值得学习，还有中国人被罚3917万元人民币的

　　黄舒生是原来东方航空韩国办公室的总经理。他被查出，在韩上任期间，贪污公款200亿韩元，收受贿赂68亿韩元，全部换算过来，大约是人民币1.54亿元。韩国司法部门没有放过他，2011年，他在韩国被捕。在2013年，韩国法院作出判决，他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且被处罚金6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3917万元)。他违反的是韩国《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等法律。2008年的时候，韩国通过了该法，规定对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国企干部、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员在进行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追讨贪污受贿金额2.5倍的罚金。其实黄舒生的罚金算是“小意思”了，韩国最轰轰烈烈的是对前总统全斗焕的罚金追缴行动——全斗焕1997年4月17日被大法院以“军事叛乱”、“内乱”和“贪污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并追缴罚金2205亿韩元(约合12.44亿元人民币)。此后，全斗焕只缴纳了罚金的四分之一，拖欠1672亿韩元。2003年被要求公开财产清单时，全斗焕称自己只有“29万韩元” (约合1.64万元人民币)，遭到民众唾骂。后来，全斗焕的近亲也被调查，看他们有没有帮助全隐瞒、转移不法所得。而在2013年的时候，剩下的钱终于被缴清。

　　近邻的罚金追缴故事显然也是对中国的启发。遗憾的是，在最新的这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也只是对贪污的轻罪情况做了罚金规定，对受贿并无涉及。

　　结语

　　丁书苗的天价罚金其实并不稀奇。倘若这样的罚金能够针对行贿受贿罪就更好了，将会是对此类犯罪行为很好的打击和震慑。腾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