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国的经验看，有的国家鼓励生育效果明显，有的则效果平平

　　俄罗斯的鼓励生育政策取得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靳永爱2014年发表的论文《低生育率陷阱: 理论、事实与启示》指出，虽然有学者不赞同，但多数研究者认为政策对生育率回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经济发展与政策充分结合时，生育率回升幅度大。

　　俄罗斯的经验就很有代表性。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有鼓励生育的政策，2007年还进一步实施了“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25万卢布。这笔补贴可以用于偿还住房贷款、支付教育费用、进行养老金储蓄等。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托皮林曾表示，“母亲基金”项目实施后，俄罗斯出生率提高了30%。

　　从2013年起，俄罗斯还在人口出生率较低的66个联邦主体地区实施了新的补贴，即生育第三胎或更多子女的家庭，在新生儿满三周岁前，每月还可获得5000至11000卢布不等的补贴。此外，为了让女性在生育后没有后顾之忧，2013年12月俄国杜马通过法案，确保生育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有4年半的产假在家照顾子女，并且会获得一定的补助。为了鼓励在职女性也积极生育，还规定产假时间算入工龄，女性可以随时要求返回工作岗位。

　　这类鼓励俄罗斯女性生育的措施还有很多，这些政策让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回升到 2012年的1.6，走出了“低生育率陷阱”。2012年，俄罗斯宣布它的人口政策取得了成功，2013年该国人口实现了自然正增长，2014年上半年俄罗斯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比2013年同期增长2.4%。

　　虽然有专家认为俄罗斯生育率的上升是因为人口结构(80年代初是苏联生育率的高峰，现在的高生育率是80后育龄青年的贡献)以及70后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后的补偿性生育。但仅愿意进行补偿性生育这一点就已经说明了鼓励生育政策有一定效果。

　　但在日韩等东亚国家，鼓励生育几乎没什么效果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2014年的出生率暂定为1.19，这是在2012年达到1.3之后的持续跌落。韩国为了提高生育率可谓煞费苦心：自2006年以来，韩国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就达100余项，2012年以来每年的预算也超过了10万亿韩元(约 600亿人民币)。特别是在2013年，出生奖励预算的70.8%(9万5861亿韩元)都集中投入在了保育上，然而该国的生育率却没有得到回升。

　　对此，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发出了悲观的预警：长此以往发展下去的话，2100年韩国人口为目前人口的一半，2500年有可能减少至33万人。

　　而同样采取了很多鼓励生育政策的日本，虽然在2012和2013年的出生率出现微增，但根据日本厚生省的数字，2014年日本仅有100万多一点新生儿出生，比2013年减少9000人。这已经是日本出生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

　　可见，鼓励生育政策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明显的效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的不同，和女性地位和工作条件有关

　　当男性也和女性一样需要承担家庭责任时，生育率就会变高

　　许多人听说过的一个说法是，经济越发达女性的生育意愿越低，即“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是事实并不总是这样，2012年，一篇名为《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效》的文章认为，随着社会发展，会产生两种生育趋势：

　　“一种是人们所熟知的，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因为经济发展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女性变得更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也就降低了生育愿望。社会发展同时也使婚姻发生了很大变化：结婚年龄变大，离婚率升高。养育小孩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在城市，对很多父母来说，养育小孩意味着生活水平将严重下降。”

　　“但最近对人口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第二种生育趋势：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而不是回到传统价值体系，将有助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再次提高。社会现代化意味着，女性取得以往被男性所垄断的社会地位，男人同时也和女性一样必须承担家庭责任。……这种趋势下，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首先会导致人口增长急剧下降，在男女平等社会结构趋向稳定后，生育率将再次上升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生育数据能够支持第二种趋势，德国研究人员斯蒂芬和莱纳发现，欧洲较不发达的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育率远比社会现代化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低。如2012年法国的生育率为2.08，英国为1.90，而西班牙为1.32，意大利为 1.40，均低于1.5已经处在低生育陷阱中。对欧洲各国的数据分析发现，女性就业程度和生育率会互相影响：通常生育率越高的社会，也是协调抚养和工作条件最好的社会。

　　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也被认为与男女平等有关。1992年开始，俄罗斯借鉴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允许父亲休产假。2007年开始，生育孩子的家庭可以选择由母亲工作而让父亲休产假，父亲可以一样获得产假津贴，金额按其生育前两年平均收入计算。这项政策对母亲收入高于父亲的家庭特别有意义，增强了这类家庭女性的生育意愿。

　　女性地位和工作条件差可能是一些东亚国家鼓励措施无效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原因，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韩国日本这些东亚邻国始终摆脱不了低生育率的状况。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认识到，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对提高生育率至关重要。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所长李尚林就表示，“应把保育的对象集中在职场女性身上”， “重要的是应给予她们国家会抚养孩子的信心”。首尔大学社会福利系具仁会教授也提到，“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以及不规则的工作惯例，职场女性很难选择生育， “企业们应积极改变工作惯例”。

　　日本面临的也是同样的情况。2014年6月，日本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女性就业的政策，如扩充保育设施，接收40万儿童入托，将育产假工资由在岗工资的1/2提高到2/3等。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日本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就离开职场，留在职场的，也认为职场环境很难允许她们要第二个孩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曾多次表示，希望日本能创造更适合女性工作的环境。

　　换言之，在日韩这类东亚国家，选择生育的结果很可能是职业生涯的结束，造成“就业→结婚→第一胎生育→第二胎生育”这种理想的生育模式无法运行。无怪乎前述文章作者苏梦夏指出：欲提高生育率，请先提高女性地位和工作条件。

　　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恐怕更接近于日韩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

　　众所周知的是，长期以来的“只生一个”政策，在城市的“效果”比农村好，大城市又比小城市好。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生育率已经多年只有零点几。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持续，“经济发展成为避孕药”的效果也自然会不断显现。那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二种生育趋势，即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提升，让生育率再次提高呢?

　　恐怕不容乐观。毕竟，中国与日韩有着类似的文化背景，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样的超低生育率足以佐证这一点。虽然相对来说，传统观念在中国不像在日韩那么根深蒂固，但同时有助于职场女性多生育的现代观念和政策，也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例如，中国职场广泛存在的 “婚育歧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招聘女员工时，一些公司一般倾向于已经婚育的员工。结果就是，什么时候生一胎，职场女性尚且要犹豫，生二胎就更“不敢想”了。

　　另外，目前社会竞争激烈，上海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果以平均生育二孩三至四年的一般标准计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一般年龄是32岁左右。而对于女性而言，该年龄一般处于非常关键的事业上升期，很多人不愿意为了生二孩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如果“鼓励生育”也无法改变现状，恐怕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韩国人抵抗低生育率，已经努力了接近二十年。花费了天文数字的财政支出，只得到极其有限的效果，这让韩国人变得十分悲观。

　　一项针对普通韩国人的调查称，73%的人认为“低出生率问题十分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努力应对”。少数人认为，“应该承认低出生率是无法避免的事实，需要想办法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活用现有的人力”。大部分人选择应对之路。“低出生率=未来灾难”的意识似乎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国民意识中。

　　但在讨论后，调查中发生了有趣的现象。73%的应对派骤减为59%，适应派从27%升至41%。讨论不过只进行了三四个小时，许多人对人口对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他们已经认识到，振兴低生育率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怎么“挣扎”、“扑通”也不管用。

　　希望中国不会走到这么一天。

　　结语

　　“鼓励生育”能不能让人们生二孩?没人知道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什么都不去做，低生育率困境会越来越严重。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