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谁能不死?但平民百姓之死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之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已故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死荣辱，甚至他的某个眼神也会使身边的“战友”不寒而栗。迟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临终前不久，更出现了躁狂性恐惧症。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面亲自品尝，他是决不去动的。那些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身边那两个人们熟知的最恭顺的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均被解职并送进监狱。

　　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他多年不让专家看病。仅在前往海滨休假时偶尔准许派一名他了解的牙医去。在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之后，斯大林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因此，谁也不了解斯大林的真正健康状况。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变态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与几名信任者共进晚餐开怀畅饮时，斯大林会突然站起身来，离开饭厅前往外室，站在门外久久地偷听，看当他不在场时人们都讲些什么。当然，人人都懂得斯大林的这套把戏，都佯装不知。谁要是若有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怀疑的目光仔细盯着你。他要求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从克里姆林宫到近郊孔策沃别墅的路途不算长，车队忽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地图，他在行车中指示往哪儿拐，怎么走法。事先司机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线，且每次都有变化。

　　从许多迹象看来，斯大林没有想到过死，他根本没有让党和国家领导层对此作好准备。斯大林叫人觉得似乎“他的王国永无尽头”。诚然，有时他也作出不堪重负、希望免除职务的姿态。他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谈到他一人兼任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甚感吃力。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连报告都作不下来，还算什么总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盯着大家的面孔。在座者没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实际上可以退休。大家本能地感到，斯大林并不想将他这番关于退休的话付诸实施。马林科夫的发言只讲了一句话：斯大林同志应当留任总理和总书记，这点无需证明。斯大林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

　　长期以来，斯大林明显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见面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决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员中大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驳斯大林，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到十九大召开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突然变得冷淡了，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莫洛托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并建议不让莫洛托夫进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赫鲁晓夫曾说过，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会很悲惨。

　　斯大林显然对日丹诺夫颇为赏识，但对他的酗酒无度也很反感。不过日丹诺夫死得相当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鲁晓夫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庄稼汉式领导人”，直率，勤勉，却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晚年的斯大林，对贝利亚亦颇有戒心。至于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对他们早已冷淡，甚至是讨厌。他从未将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等“二线”领袖当成领军人物。于是，在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机灵、勤勉、阿谀奉承的马林科夫实际上操办了斯大林所有的个人事务，他将呈送斯大林的公文一一“归类”和“过滤”。然而在晚餐会上，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林科夫的“没有骨气”和不可饶恕的“软弱”。斯大林不会把这个女里女气、缺少魄力的人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死期将至的斯大林，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空。1952年底和1953年初，斯大林曾几次晕倒，血压已接近危险值。赫鲁晓夫回忆道，斯大林往往会一时糊涂或记忆模糊。有一次，他刚要对布尔加宁说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二战后的斯大林，对自己的身体倍加注意。他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长寿上，那里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九十乃至一百多岁。

　　他不止一次地在小范围内说过，高加索总是使他充满新的活力。每年春天，他都要到位于高加索的黑海之滨长时间休养。然而归来不久，他就在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头晕、恶心、不舒服。他身边的人曾看见他在办公室中摔倒在地。国际外交界中有人打听到了这些情况。1948年1月，斯德哥尔摩和伦敦都出现了关于苏联首脑可能已经去世的传闻和报道。随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公开露面，谣言不攻自破。

　　1953年2月28日是个星期六。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到克里姆林宫，大家一起看了电影。意犹未尽的斯大林提议到他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别墅吃晚饭。这顿饭照例吃到了次日清晨四五点钟。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极佳，没有任何会出意外的迹象。客人告辞了，斯大林出来送客，高声地说笑，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照乌克兰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心情好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叫的。

　　第二天(3月1日)是星期天，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还会召见他们，便一直等电话，饭也不敢吃。后来还是稍微吃了点东西。然而电话始终未来。难道斯大林决定给他们放一天假吗?这不可能，有点反常。莫名其妙的赫鲁晓夫脱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11—12点起床。有时他10点就睡不着了。这天10点，他的房间内没有动静，11点，没有动静，12点、1点、2点、3点、4点，始终没有动静。警卫人员坐不住了，觉得情况不妙。可怎么办呢?进他房间去吗?但他曾下过死命令：如无动静，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否则严惩不贷。时间不断地过去，警卫人员却始终不知该怎么办。晚上10点，邮件送到。一名警卫以送邮件为名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这才老远看见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举着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觉，但已不会讲话。看来是听到了脚步声，便勉强举起手来求助。“斯大林同志，您怎么啦?”“要不要叫医生?”回答是含混不清的“兹……兹……” 声。地板上摆着一块怀表和一张《真理报》，表上的指针指着六点半。一问一答之间，两三分钟过去了，斯大林忽然轻轻地打起鼾来，好像是睡着了。几名警卫将斯大林抬到大饭厅的沙发上，开始四处打电话。先是打通了马林科夫的电话。大约半小时后，马林科夫给警卫人员回电话：“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个小时，贝利亚来电话说：“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急于救助生命垂危的斯大林。只有警卫人员坐在床前等待着。到夜里三点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才来。他们问斯大林情况如何，这时病人躺在床上，发出轻微的鼾声。贝利亚冲着警卫一顿臭骂：“你干嘛大惊小怪的?主人原来睡得挺好嘛。咱们回，马林科夫!”贝利亚不听警卫的解释，说：“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打扰我们，也不要惊动斯大林同志。”然后扬长而去。

　　74岁的斯大林穿着尿湿的裤子躺了4个小时(小便已失禁)，被他的战友们宣布“睡得很好”，他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警卫人员总觉着不大对劲，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再次给马林科夫去电话。于是，赫鲁晓夫在早上七点多钟来到别墅。他询问了斯大林的病情，并说医生马上就到。医生是在八点半至九点之间到的。

　　这里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注意。3月1日凌晨，斯大林送走客人后，对当日值班警卫说了一通完全出人意料的话：“你们统统去睡觉吧，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这位警卫名叫赫鲁斯塔廖夫，他在3月1日上午10点交班后即离开别墅)赫鲁斯塔廖夫当即把这个指示传达下去，大家感到又惊又喜， “主人”从未发过这类指示，通常是问你：“想睡觉”并用眼睛从头到脚盯着你。谁还敢睡?今天真正破天荒头一遭，于是一个个放心大胆，倒头便睡。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当天夜里，斯大林紧闭的内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只有两种可能：一、斯大林失去理智命令大家睡觉，恰好那天夜间他突然中风……二、赫鲁斯塔廖夫在某人的授意下将部下都打发去睡觉，好让他或者别的什么人有机会与领袖单独在一起……

　　赫鲁斯塔廖夫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潜入了无人看守的房间?是否给酒后熟睡的“主人”打了一针?这一针是否引发了中风?是否“主人”醒来后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试图自救，却只能走到桌子跟前?这一切都是推测。若果真如此，则四位战友(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那惊人的大胆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得知此事后，并未及时赶来救助，对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并且确信斯大林已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