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惨案，不止本省人受害，外省人也同样遭到残酷的暴力侵犯

　　近日，马英九在出席“二二八事件”68周年纪念仪式时，再次表态要“努力弥补家属的创痛”;与此同时，一些“独派”人士，则跑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再次上演向蒋介石塑像泼墨的戏码。这种冲突的出现，与“二二八”的历史真相长期受到政治操弄，有极大的关系。

　　所谓“二二八事件”，简言之，即：1947年2月27日，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打伤一卖烟妇女，引起民众骚乱，并发生枪击血案。主政台湾之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3月8日，国军登陆台湾，实施武力镇压。

　　诚如学者杨天石所说，“二二八事件”，具有反抗暴政与民众骚乱的双重性质。前者，系指台湾民众对陈仪的治台政策——政府专卖、贸易公营——长期不满。后者，则系指“运动”所至之处，不独政府机关受到冲击，许多普通民众也惨遭不幸，这些受害的普通民众，既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自台湾戒严以来，本省人在事件中受到的伤害，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高度聚焦，外省人所遭遇的不幸，则长期湮没不彰。

　　譬如，史料显示，在台北，3月1日，“街头的人很少，有些暴徒乘着车辆，少数拿着石子、石块、木棒向公署乱掷，后来则增加为拿小手枪、手榴弹的攻击”。台湾各地县政府、警察局都被民众围攻。甚至“本省人用以前国军集中日本人的方式，来集中大陆人……本省人每餐就给馒头或小小的饭团吃”。①在高雄，3月3日， “早上到菜市场买菜的士兵、外省人士，及妇女均被殴打。时至下午，大批暴徒集中市政府前广场与高雄火车站前广场，挥舞武士刀……”②，与驻军发生对峙。事件中，有些暴徒十分残忍。有记者目击，“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实时气绝毙命……”③

　　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国军抵台之前，外省人共有470人死亡或失踪，2131人受伤。政府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而依照二二八基金会的补偿记录，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 人，1237人受到其他伤害。④可见，外省人与本省人同是事件的受害者，其程度相当，并未发生所谓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大规模“屠杀”。(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事变过程中，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救助、互相保护的案例，同样不少)

　　但出于政治需要，“二二八”的历史真相，长期“只讲了一半”

　　“二二八”事件，至为复杂。除国府军队、本省平民、学生和流氓介入之外，还有大量的日籍军人与日本浪人，也在兴风作浪。后者危害尤其严重。陈仪曾向蒋介石汇报，“‘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机扰乱者。”“前日人统制台湾时代所放逐火烧岛之浪人，光复后均能放回台。工作无着，旧性复萌。此次暴动中最毒最有力之分子，即系此辈。”⑤原台籍日军，甚至结成“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组织，袭击外省人。

　　此外，据原台盟中央顾问吴克泰回忆，事件发生后，“在台北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都立即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⑥

　　在岛内局势面临失控的时候，美国又介入其中。一些要求“独立”的台湾人，上书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也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美国驻台领事馆甚至对本国政府明确表明立场，“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为防止台湾被托管，蒋介石遂不得不下令出兵“平叛”。

　　但鉴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是战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且须避免伤害台湾民心，故在追究事件责任时，国民政府竭力回避日、美因素。蒋介石指示，“其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⑦由此，在相整个“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被片面定性为“共党阴谋”，成了岛内的禁忌话题。

　　“戒严”解除后，台湾当局致力于“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打造为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以至于台湾学者杨渡，2006年在《联合报》撰文批评道：“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⑧

　　台湾前“新闻局”官员、作家郭冠英，亦在2013年公开对媒体说道：“‘二二八’的真相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被刻意掩埋，另一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怎么没有人提?这些被残杀的外省妇孺资料汗牛充栋，极为残忍，妇女被奸杀，小孩被打爆头，简直不能够引述，为什么都被视而不见，政府档案不谈这一段，纪念馆没有这一页，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略言之，在各种政治定性中，当以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表述，较为客观，即：“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官逼民反’，希望60年后看待这个事件，要抓住重点，大家要和解、和谐。”。⑨须知，操弄历史真相者，亦必被历史真相所反噬。

　　注释：

　　①② 《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07、359页;③国防部扫荡周报社：《台湾二二八事变始末记》，载于林木顺《台湾二月革命》，前卫出版社1990年，第177、178页。转引自周恩典《台湾省籍问题的源起与异变》，载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 期;④杨天石：《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蒋介石日记解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民国政治与民国人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⑤《刘雨卿呈蒋主席三月九日报告》，《大溪档案》，183—184。转引自苏圣雄《“奸党煽惑”：蒋中正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及处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⑥吴克泰：《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下)》，载于《军事历史》2004年第3期;⑦《蒋主席对台湾民众广播词》，《大溪档案》，277— 278;⑧杨渡：《二二八的六个最基本问题》，《联合报》2006年2月28日。⑨《马英九：“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 非族群冲突》，新华网200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