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靠边站、或被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 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部暂时未被打倒，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 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 (亦不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把自己武 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砸烂×××”的狂潮裹袭全国，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戴上“革命组 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皇派”、“保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 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病初愈。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小楷…… 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一起乘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 “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 “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 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 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 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批评，别人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 使馆不搞罢官夺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 “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过，今天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 公室里踱了个来回，然后说：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 么样?比如说，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 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细细推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 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守坐在总理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 样，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独自坐在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地下室批斗。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 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还是周恩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卖 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 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他押送到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 这下他可以自由了。乔冠华每天将小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 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 造反派讽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 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 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 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 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 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唐瑜：《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 版，第26页。)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等一连串严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 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登山，他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下令将 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 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 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冠华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修 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 作会议上谈到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 页。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 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 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 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