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7日傍晚6时，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一名身穿厚厚的皮衣，头戴毛皮帽子，刚刚吃完饭，被众人捧月般送出饭庄的一名大腹便便的男子与众人寒暄，慢慢地向停在一旁的汽车走去。“王会长，这次兄弟招呼不周，还请你多多见谅，下次您再赏兄弟一个面子，一定好好安排，好好安排……”旁边的一个人正毕恭毕敬地和那名大腹男子说着话。

　　正在此时，汽车的旁边出现了三名男青年，电光火石间，他们每人本来空着的手里多出了一支乌黑的手枪，而枪口正指着那名大腹男子，“砰、砰”两声枪响打碎了这个黄昏平静，刚才还和人寒暄的男子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开枪的3名男青年，也乘乱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的醒目位置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遇刺身亡”。这条消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汉奸王竹林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被人打死了!”“那个汉奸商会会长让人给杀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飞快地在市民中传播，一时轰动全国。

　　1939年5月22日，伪警察局代理局长阎家琦在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称，刺杀王竹林之3名凶犯均被处决，他们均系本市素无正业之纨绔少年。然而，此案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千夫所指万人骂，大汉奸成为众矢之的，抗日锄奸团决定杀一儆百……

　　说起王竹林，他可是个“人物”，天津沦陷前为天津商会会长，一直就是一个场面上的人，在天津商界里，各路商家无论什么事，都要给他一个面子。然而，1937年7月，日寇侵华，天津沦陷后，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参加高凌霨组织的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充任委员，兼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干起卖国投敌的勾当。

　　天津沦陷时期，天津商人新式法人团体———天津商会，它的领导大权始终被王竹林、刘静山、邸玉堂等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忠实执行日伪军政当局各项法西斯政策的汉奸人物所把持，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放弃了广大商民的利益，无论从职能上，还是从行为上发生了剧烈嬗变，失去它昔日的辉煌，步入衰落的歧途，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维持殖民统治，控制工商企业与广大商民的鹰犬，因而很自然地遭到广大商民的抵制和反对。

　　对这些汉奸，天津人恨得牙根都痒痒。一时间，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迫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大多数商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天津市一直活跃着一个以“抗日杀奸、复仇雪耻”为宗旨的组织———抗日锄奸团。

　　这个组织是在1937年冬成立，团长曾澈负责总体策划，团员李如鹏负责组织，孙大成(字若愚，天津永安饭店少东)负责行动。该团初建时，仅有十几个人，至1939年春，已发展至60多人，其成员多为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据流传下来的资料表明，当时他们在现在保定道崇仁小学内成立了锄奸团骨干培训班，名义上是文化课补习学校，实际上是宣传抗日、研究抗战形势以及教授各种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训基地。

　　看到这些日益猖狂的汉奸，锄奸团决定要杀一儆百，给这些汉奸一点颜色看看。拿谁开刀呢?思来想去，就是他了———王竹林，这个奴颜婢膝的卖国贼……

　　布置好后，所有成员分散到伏击点的各个方位，十数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饭庄的大门……

　　枪口对准饭店门口

　　一个漆黑的夜晚，保定道附近的一栋小楼里，抗日锄奸团的几个成员围坐在圆桌前，对于是否有必要击毙汉奸王竹林的问题，锄奸团团长曾澈召集大家进行详细地研究，他低声说：“我个人认为王竹林在汉奸里地位虽不算高，但他参与汉奸活动异常卖力，而且管制着天津市面上的许多商号，给日本人疯狂敛财，所以有必要将他除掉。同时也可以杀一儆百，警告其他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听了他的意见后，几人都认为有必要给这些汉奸一些颜色看看。

　　孙大成又补充说：“我觉得刺杀王竹林这个人事先要安排好时间和地点，必须一击而中，决不给他逃跑的机会。而且地点最好选在比较繁华地点，能够充分地达到对敌人的震慑力。”“对!”团员赵尔仁也表示，“我们根据早期的侦察发现，王竹林这个人平常的交际应酬比较多，经常出入一些饭庄、舞厅等公众场所，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地点进行刺杀行动，肯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澈拍案而起：“就这么定。大家这几天要严密监视王竹林的活动情况，孙大成、赵尔仁和孙湘德你们三个人执行刺杀任务。其他人掩护接应，如果有什么闪失，其他人要迅速出击，必须当场击毙王竹林。”

　　没过几天，行动组得到情报，1938年12月27日，王竹林将会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请客，孙大成马上率领耀华中学学生赵尔仁、汇文中学学生孙湘德，潜伏在丰泽园门前。孙大成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让王竹林这个名字成为历史。我负责在王竹林的汽车后守候，赵尔仁负责开枪，其他人负责掩护我们。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失手，大家要不惜代价，一定要击毙他。”布置好后，所有成员分散到伏击点的各个方位，十数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饭庄的大门，就等待着那一时刻的来临……

　　血顺着地面慢慢地扩散开，他肥胖的身躯在地上抽搐着……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特别早，刚过了晚上6点，夜色已经笼罩了大地，但中原公司附近还依旧那样繁华。这时，饭庄的门打开了，一群人走了出来，王竹林正好与他的几个“同好”边说边笑地走向停在饭庄旁的汽车，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今天晚上这顿由日本侵略军为他“埋单”的饭局，成了他走上黄泉路的“送行饭”。

　　突然间，孙大成等人从车后跃起，几只乌黑枪口对准了王竹林。在他被这一幕惊呆的时候，赵尔仁举枪便射，子弹呼啸地射进了王竹林左肩，受惊的王竹林被疼痛激醒，他一手捂枪伤，回头就往饭店跑，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可是听到枪声的人们也被惊得向两边跑去，正好把王竹林留在了空旷的饭庄前，他此时真恨爹妈少生了自己两条腿，疯狂地向饭庄门口跑去。然而，子弹终于快了他一步，孙大成发现第一枪没能将王竹林击毙，迅速地补射一枪，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王竹林后脑，王竹林倒在了地上，血顺着地面慢慢地扩散开，王竹林肥胖的身躯在地上抽搐着。他睁着不甘的双眼，似乎开始怨恨，怨恨他为之服务的“主子”此时没有能够保住他的性命。

　　完成任务的孙大成等人飞快地冲入中原公司侧门，穿过大厅，从前门奔出，早前这里接应的团长曾澈带着他们消失在法租界内的夜色中……

　　人群中突然一声巨响，汉奸王竹林的棺木险些被炸上天……

　　第二天的清晨，天津的大街小巷一改往日的平静，“大哥，您听说了吗?王竹林这个汉奸昨天让抗日锄奸团给毙了。警察局正要抓那些毙了汉奸王竹林的好汉呢!”“嘘……二兄弟，小点声，别让那帮狗腿子听见，这年月，这帮人还要脸吗?抓到那些好汉，还能去领赏，他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我就是知道是谁也不告诉他们!”“就是，让那帮子王八羔子自己慢慢找去吧!咱要是有本事，也杀他几个汉奸。”

　　案发10天后，到处搜查的人都是一无所获，警察局长及侦缉队长均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市长潘毓桂递交了辞呈。1939年1月14日，潘毓桂批准了他们的辞呈，说，天津市商会汉奸会长王竹林被杀一案，警察局事先疏于防范，事后未能及时报案，准予该局局长周思靖引咎辞职，暂派督察长阎家琦代理其职;侦缉队长徐树铭撤职留任;特务科长蓝振德解职他调。

　　1939年1月11日为汉奸王竹林的开吊之日，潘毓桂除亲往吊唁、为王竹林的家属拨发了1万元丧葬费外，并令天津特别公署各参员及各局局长、处长前往参加，全市下半旗3天，要求演出一幕为汉奸出大殡的闹剧。但是当灵车行至旭街(今和平路)时，人群中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爆炸了，当即一人死亡，3人被炸成重伤，王竹林的棺木险些被炸上天，街面上大乱，人们四散逃命。王竹林的送葬仪式只得草草收场。

　　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英、法租界内进行搜查……

　　1939年1月29日，伪警察局接眼线密报：法租界55号中庆源里10号，住有一名叫武汉卿的人，此人曾充任张学良的骑兵司令，自“九·一八”事变后，复奉蒋介石的命令，组织蓝衣社，现已有两年的时间，自王竹林被击毙那天起，引人即密迁英租界内，现具体住址不详。阎家琦急令5名特务潜伏暗查，并告知不论此人是否参与这起事件，一经确认立即拘捕，但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查到这个人的踪影。

　　4月28日，日本宪兵队开一辆汽车，突然闯入英、法租界内进行搜查，终于在英租界求志里、法租界天增里带走了3名青年，声称这3个人就是刺杀王竹林的人。后来将他们拘禁在天津日本宪兵队总部———花园宪兵队(今八一礼堂附近)。两周后，惨无人道的日军将这3名无辜青年秘密处决了。5月21日，伪警察局对外称，刺杀王竹林的3名“凶手”已经正法，轰动全国的“刺杀王竹林案”就这样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