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无价，死亡赔偿金赔的是生者损失

　　生命哪里能赔?但近亲蒙受的巨大损失需要补偿

　  要弄清楚死亡赔偿金的城乡差别这个话题。首先得明白争论中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赔的是什么。这里似乎有个悖论——我们常常说生命是无价的，却又大谈特谈赔多 少身后钱。其实，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律都得承认生命是没法量化和赔偿的。可是，当一个人意外身故之后，他的亲属也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如同王超杰这般，父母失 去了儿子，妻子没有了丈夫，1岁多大的女儿更是永远叫不了爸爸了。所以，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亲属的补偿。明确这个概念，是讨论议题的基础，否则任何的理论 都没法越过“生命是无价的”与“生命是平等的”这两座大山。

　　死亡赔偿金尽量使死者近亲保持原来的物质生活水准

　  死亡赔偿金到底补偿的是什么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学界主要是说财产性损失，不涉及精神损害赔偿，后者是另一大范畴问题，在此先不表;也不是惩罚性质的赔 偿。其次，医药费、丧葬费一般都算在死亡赔偿金中，不过这部分没什么疑问，也不会模糊死亡赔偿金性质。最后说到关键点了：法律界流行两种观点，一种是抚养 金性质的，比如1岁多的孩子本应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却再也得不到父亲提供的学习、生活等费用了，这时候需要赔偿责任人把这个窟窿给补上;另一种观点乃继 承性质的，指的是如果受害者不过世的话，他依然会创造出很多的收入，死亡导致了家庭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赔偿责任人需要补偿他的近亲这部分(预测)收入，后 者是理所应当的收入“继承者”。

　　不管是哪种观点，宗旨都是，尽量在物质上弥补受害家庭的损失，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变化。正是因为基于近亲损害在做考量，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死亡赔偿金中单身、没有收入者的赔偿金相对较低的问题 ——以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的赔偿方案为例，学生约460万人民币，教师约640万人民币。而不管王超杰是不是农民，以他家庭顶梁柱的身份，19万元的赔偿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然而，粗暴的一刀切算法，让生者更加伤心愤懑

　　本来，现在的算法想减少“贫富差距”

　  我国关于赔偿的法律体系(如果称得上体系的话)相当复杂，各种法律条文、司法解释能够把人绕晕。1987年，《民法通则》规定中，死亡赔偿金采用的是抚 养费性质的，不过在实践中，往往按照最低标准来算，结果带来很多问题，最大的一个是“撞伤不如撞死”的担忧。此路不通，法律工作者们继续想办法。一直到 2004年，终于有了集大成者，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开始实施。却不知补了东边的天，又漏了 西边。

　　2004年这个司法解释实乃出自一片好心。它采用了“继承赔偿说”，因为该种学说是以死者未来可能创造的收入为基准，当然要比可能付出的抚养费要高，并且还把赔偿计算年限从10年一下子提高到了20年。这些都有利于提高赔偿保准，遏制“撞伤不如撞死”的道德风险。

　  可另外的好意却带来了副作用。在之前的一些赔偿中，基于一个个具体的人来算赔偿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所以干脆在一定的范围内统一，比如城市 的穷人富人一个样，农村的穷人富人一个样，一个地区的穷人富人也一个样。这样的规定带着法律人良好的愿望。如最高法的陈现杰法官所言，“《解释》则按照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客观标准，并以20年固定赔偿年限为计算的时间，旨在既与过去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又不致因主观计算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哪知却带来严重的城乡乃至地域对立

　  然而，该《解释》颁布之后，很快问题来了。2005年，在重庆发生了一起举国关注的赔偿案。三个女孩遭遇车祸死亡，唯一的农村户籍女孩家属只获赔9万， 两个城市户口孩子的赔偿金则分别都是20多万。赔偿中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当然，一刀切的赔偿，对于富裕一些的群体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方案。两头不讨好。

　　总之，本意是“进步”的方案，却带来了满满的怒气和对立。而赔偿责任人也想法设法地利用法律规定来钻空子。

　　死亡赔偿金的算法需要告别一刀切，迈向具体化

　　解决问题，得重塑“赔偿观”，重视一个个家庭的具体差异，才能真正照顾贫弱

　　看起来，只要把现在城镇、农村的各自一刀切给融合，变成全国城乡大范围的一刀切就公平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道理很简单，死亡赔偿金赔偿的是受到损害的家庭近亲，而损害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所以需要的补偿程度也是不同的。笼统一刀切，很可能如以前一样，让人找到空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贫穷家庭的顶梁柱在事故中遇难，家里上下四口人全靠他一人养活，去年全国的平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0167元，乘以20年的系数， 则总生命赔偿金是40.3万元(以20167元计算还是理想情况，统计口径非常多)。这样一个数字乍一看还不错，但再想想，这是一家4口的未来金钱支柱 ——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老。显然，不够。倘若这家人是住在物价很高的地方，则更要命。

　　到底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一下赔偿观念的问题了。

　  西南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教授孙鹏在其著作中有段很精彩的描述：“生命平等的真谛在于，在因侵害生命而引发财产和非财产损害时，被害方可以获得均等的实现 矫正(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正义的机会，但事实上，无论被害人本人或者其置身的社会关系，都是栩栩如生、充满个性的，看似相同的死亡事故给被害人特 别是遗族带来的损害也必然呈现出个体差异，将这些差异反映在损害赔偿中并非是昭显生命的不同价格，而系使实际上本就程度不同的被害获得不偏不倚的补偿，而 这正是矫正正义的精髓所在，生命平等的灵魂所在!”也就是说，赔偿说赔偿的事情，具体来谈家庭损失。而一刀切，实际上是想要通过人身损害赔偿来均贫富。后 者是国家要做的事情，例如低保。不能公私不分，弄混了。分不清具体情况，会让很多人利益受损。

　　以见义勇为的王超杰为例，赔偿要充分考虑他的年龄和家庭顶梁柱身份等细节

　  王超杰的身上也有许多标签，除了是农民工而外，这个年轻的汉子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他的离去对家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毫不夸张地 说，对这个小家庭乃毁灭性打击。所以，赔偿必须要兼顾他家庭顶梁柱的身份，尽量减少、填平家庭的损失。目前的赔偿方案是城乡看齐了，但是也就50万。一个 家庭，失去一个年富力强的中流砥柱，50万这个数字怎么看都值得再商榷。

　  日本和中国一样，实行的是继承性质的死亡赔偿金原则，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学界不断争吵和探索，要成熟得多。日本的死亡赔偿金分得非常细，例如家庭妇女尽管 没有收入来源，但是必须充分考虑她们对家庭的贡献，并换算成为收入，以社会女性的平均收入作为参考。而《交通事故损害额算定基准》(日本律师协会交通事故 咨询中心专门委员会编“绿皮书”)中，分了这么三种情形——死者为家庭支柱、相当于家庭支柱，以及其他情形——获赔依次从多到少。

　  所以，在赔偿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年龄、家庭身份(是否是顶梁柱)、遗属情况、个人收入等等方面的因素才行。那么，问题又出现了，如此细化的赔偿，全赖法 官的裁量，能够行得通吗?一些业界人士也的确担忧这个事情。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应该有权威而详细的算法表和判案指引，而不是目前这样仅仅笼统性的规 定。并且，民法讲究意思自治，即平等自愿协商，闹上法院是最后一步。而有了良好的法律氛围，当事人在协商中也有了基础和方向。

　  具体化的赔偿是基础，但是也难保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赔偿责任人没钱，或者受害者一方实在非常贫困，按照目前的算法也不足以得到救济。在这些情况下，得再 加上社会保障功能兜底。充分体现社会对弱者的救济。例如，在很多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家属往往得不到赔偿，需要社会帮助，这也是许多地区都在做的。

　　结语

　　10年前，人们因为死亡赔偿的城乡差异而群情激愤，10年后，这个话题依然激起义愤。期望死亡赔偿金真的能够填平一点遇难者亲属损失。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