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从名目上来讲就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 名目。在这些刑法之中，如笞杖、鞭扑等一般情况下只会使人受些皮肉之苦，一般不会要人性命。有些刑法会使人致残。有些刑法可以使人痛痛快快地死去;而有些 刑法则会先把人折磨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才让其死去。

　　除了这些严厉的酷刑外，就连古代法官整人招数也千奇百怪。古代也有一套相应的严惩手段，从历代刑律来看，涉案司法人员均会被追责、严惩。

　　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判罚不公“其罪惟均”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营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便提到了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 谒请说情，即所谓“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造成判罚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过与犯人相同。

　　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

　　就追责来说，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官相卫，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

　  因为有一系列严格的追责制度，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以律己，依法办事，捍卫法律尊严。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自杀偿命。在现代司法界也评价甚 高的春秋时人李离，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狱官，《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因为误听误信，错杀了人，李离十分自责，自己拘禁了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 虽然时当时的国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脱，李离仍拒绝赦免，伏剑自杀。

　  在追责制度外，先秦时还有一套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周礼·秋官》中便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戮”，这是周代“掌司斩杀戮”的国家高级公务员， 专门负责纠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扰他人投诉的法官，即“攘狱者”、“遏告者”，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 之”。

　　古代刑讯逼供有多狠?

　　——“测罚”、“测立”形形色色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私心重外，还与相应的刑侦制度有关。

　　对于案件侦破、嫌犯捕获，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据《唐律疏议·盗贼》“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唐代对盗窃、杀人犯等，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如果在30天规定期限内抓不到，破不了案，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是刑警大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

　　这一严格的破案规定，为以后各个朝代所继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盗贼捕限”条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时，主管领导要被扣工资，“罚俸钱两月”。

　　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就不排除为在规定期限交差而错抓人、抓错人的可能。如何让被抓者“认罪”，不可避免会使用“刑讯逼供”这类手段取证，不然被错抓的人决不可能认罪，过去民间俗称此为“屈打成招”。

　　刑讯逼供，是古代对付“大胆刁民”和歹徒、惯犯的一种手段，说白了就是一种“整人”手段。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合法的”，系一种例行程序。

　  刑讯在先秦便存在，到秦汉时期，则成为普遍选择，随后的南朝，在这方面又玩出新花样，手段很特别。《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一种为官方认 可刑讯手段，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之后再审，反复饿，称为“测罚”;南朝陈则有“测立”，将在押人员拷打后，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 上，每次站“七刻”，约100分钟，循环进行。

　　在隋唐以后，开始以法律形式规范刑讯逼供行为，但在事实上，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逼供。

　  如在宋代，所使用的招数，仅从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卷二百)记载，有“掉柴”法，砍柴棒为刑杖，拷打囚犯手足;“夹帮”法，木棍和绳索 并用，紧夹犯人的头两边;“脑箍”法，用绳缠紧犯人的头，再加钉木楔;“超棍”法，反绑犯人两腿跪在地上，将短硬木插在其间，交辫两股，并让狱卒在上边跳 跃……

　　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刑讯孕妇“拷、决者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正如《汉书·路温舒传》中记载的西汉时著名法官路温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意思是，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所以好多犯人难受不了，只得就范，编造供词。

　  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就如今张氏叔侄被冤为 奸杀一样，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察看，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逮捕办案的洛阳县令，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法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 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 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

　　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 等。失者，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知道，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法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规定，在后来的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