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被改判为死缓并非法外施恩，而是因为他有立功情节

　  反对改判者认为，虽然王刚看不起病很可怜，但这不该是法官要考虑的问题，以贩毒严重的社会危害来看，对王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有什么问题。“法律的归法 律”，才会有最公正的判决。改判死缓无疑是对王刚的纵容，对毒品的受害者不公，对因贩毒而被执行死刑的人同样不公，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然而，对王刚的改判正是“法律的归法律”的结果。在二审中，王刚的辩护律师提出“王刚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实施毒品犯罪的动机是为了赚取巨额医疗费”的辩 护意见，并没有被内蒙古高院采纳。内蒙古高院强调，王刚虽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治疗，但这不能成为贩卖毒品危害社会的理由。

　　王刚之所以二审被轻判，是法院认为，王刚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毒品犯罪上线的情况，且检举他人贩卖毒品犯罪已查证属实，有立功情节，法院才决定对其改判死缓。

　　假如王刚没有立功情节，轻判这种“善良罪犯”也有合理性

　　在本案中，法院虽然没有采纳检方“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治疗”的意见，但毕竟是以其他理由轻判了，免其一死，某种程度上是回避了争议。但假如王刚没有任何立功情节呢?是不是就难逃一死?从法理上来说，法官到底可不可以因罪犯的犯罪动机而从轻判决?

　  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说，根据刑法第347条，贩冰毒50克以上的，法定刑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换言之，王刚甚至是有进一步轻判为 无期徒刑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空间的。王刚这种因“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治疗”才铤而走险的情况，属于法学上的“善良罪犯”，是可以考虑酌情轻判的。

　  “善良罪犯”犯罪常常是“迫于无奈”

　　根据学者说法，“善良罪犯”指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平时是勤勉的同事、慈祥的父亲、贤惠的妻子或者孝顺的孩子，和那些“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的罪犯不同，他们的犯罪动机都始于一个善良的愿望，犯罪动机都有些“迫不得已”，为了自己或者家人能够生存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一群体在我国并不罕见，在网络上随意搜索就会发现大量“善良罪犯”的案例——“农民为救患尿毒症儿子 买假发票骗医保获刑”，“刻章救妻男向法院退还17万透析费”，“女子为夫治病钻空子 骗取医保20余万”……这些新闻中的犯罪分子，常常是为了挽救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没有。

　  河南农民郎计红就颇具代表性，2010年，他为了给自己身患尿毒症的妻子筹透析用的救命钱，在到处借钱碰壁之后，“万般无奈”之下去抢别人的包，最后被 法院以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元。按照《刑法》对抢夺罪的量刑，应该判处被告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这个判决看 起来非常轻，当庭的审判长郭翔升认为，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抢夺罪，但考虑到被告人郎计红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为其妻子筹集医疗费而一时冲动实施的犯 罪，犯罪主观恶意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且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能积极退赃，确有悔罪表现，据此可对其使用缓刑。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认为，“迫于无奈”虽然不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借口和理由，也不是减轻、从轻量刑的法定情节，但法律也不能无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尤 其是在社会弱势群体犯罪行为背后的一些主客观因素。他认为，如果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或者存在一些可以酌定量刑的情节，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较为 轻缓的处理方式。

　　轻判“善良罪犯”符合正义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看来，对“善良罪犯”从轻处罚才符合刑法正义。针对犯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犯罪原因、动机等作出有差别的处罚才更符合正义的 要求，同罪同罚不一定是正义。以郎计红抢夺案为例，如果这种给患病妻子筹救命钱抢劫，与好逸恶劳进行抢劫同罪同罚，这样的判决恐怕很难得到认可。

　　有学者更明确指出，现有的刑法解释方法只注重了法条主义的导向，寄希望于三段论的演绎逻辑来获得确定、客观、公正的判决，忽视了多元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存在，忽略了人民群众的感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依循常情行事，如果法律与常情相悖，势必会影响法律自身的正当性。

　  当代社会，公民对政治、司法的参与度是空前的，这就决定了法官不可能只注重法律的形式，而忽略民众对法律判决的直感体验，为了提高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力，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与认同度更显必要。最高人民法院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法律的实施一定要考虑社会效果，社会效果在所有国家都是司法必须考虑的重 要因素。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在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司法公信力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社会效果。

　　当然，司法人性化不应随意扩大，也要有底线

　  对 “善良罪犯”的从轻处罚，在法律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司法人性化”。然而，虽然针对多数“迫不得已”的犯罪，很多民众都觉得应该从轻处罚，可也隐隐担 心，这样的人性化会不会被滥用了。所以，“司法人性化”也应该是有底线的。司法人性化并不是要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一切以人情和公众反应为依据，实际上， 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司法人性化还是要坚持刑罪法定的前提，人性化是指法官根据案情酌情使用自由裁量权。要保证基本的司法公正，事实的认定，应当尊重证据 和程序，不能受人情的影响。

　  为了防止“司法人性化”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偏离法制轨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特认为，至少要做到：第一，对民不对官。对公民违法可以考虑人 情，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不能考虑人情。因为现代法治就是限制政府的。第二，可宽不可严。情有可原，可以酌减，但不能以人情而加重责任，如“不杀不足以 平民愤”则滥用死刑。第三，程序要公正，判断要独立。法官对于人情的考量，涉及当事人主观恶性、社会危险等判断，这应当是在程序保障下自由心证的结果，而 不能屈从于公众情绪、舆论压力、私人关系等外在力量。

　　结语

　　对“善良罪犯”轻判，并不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反而会让法律更加人性化，让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社会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和善恶标准，是弥补“僵化”法条的一剂药方。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