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 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 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 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 年 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 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 “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 落、被架空。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 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 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 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 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 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 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 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 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 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 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 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 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