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姜涛，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封建时代的慎刑思想由来已久，自汉代以降形成的“德主刑辅”绵亘至唐律，逐渐演变成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完成了从 “无序化与重刑化”到“统一化与宽缓化”的转变。量刑宽缓化的核心在于“务在恤刑，量刑从宽”和“宽严俱平、诉求公允”，而量刑统一化的要义在“权衡轻 重，同符画一”和“明正赏罚，一断以律”。为此，唐律中量刑基准等之建构，首开人类量刑精确化先河，在量刑制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关键词：

　　唐律#量刑#量刑基准

　　标题注释：

　　本文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资助。

　  被誉为“东方罗马法”的唐律，在量刑制度建构上亦堪称典范。在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学界对唐律量刑制度的研究大致有三个基本方向：(1)对唐律具体量 刑制度进行研究，比如自首、共犯等，这是最为常见研究方法。①(2)对唐律量刑技术进行研究，即在论述唐律立法量化技术，尤其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立法量 化技术时，间接性地论及唐律量刑技术问题。②(3)对唐律量刑实践进行研究，即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唐律量刑的虚与实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详尽分析。③然而， 从宏观上对唐律量刑制度进行论证者尚不多见，尤其是唐律量刑制度对今天的量刑制度改革有何启发意义，学术界至今鲜见客观的、切实的论证与评价。而正是这种 缺失，不仅影响到后世对唐律量刑制度之历史影响的全面评估，无法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唐代“法律世界”，而且还使中国当代所倡扬的量刑制度改革失去了文化的 “根”，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西方言说。并且在中国历代律典中，唐律实乃巅峰之作，其立法技术之成熟，可谓前无古人;其承前启后、润泽华夏千余年的历史影 响，可谓后无来者。有鉴于此，以唐律为研究对象，就能对古代量刑制度有更为客观也更富学术价值的深入挖掘，也更有助于我们追寻当下中国量刑制度改革的文化 基础。本文之作，意在从宏观上对唐律量刑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特点进行研究，并阐明其历史贡献。

　　一、唐律量刑制度的指导思想

　  历史地看，封建法制的量刑思想大体不外乎两种：一为“以刑止刑”，以严刑峻法，使民众噤若寒蝉，慑伏于刑罚淫威之下，往往是“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 一为“以轻代重”，重视“刑期于无刑”，强调“宽仁慎刑”和“量刑从法”，防止“官逼民反”。“以刑止刑”与“以轻代重”两种思想与封建时代统治者的价值 理念产生融合与碰撞，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量刑指导思想：重刑主义与轻刑主义。前者强调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 的，从而建构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因此对死刑与肉刑情有独钟，并且刑罚种类名目繁多;后者则强调刑罚人道、量刑从宽与以轻代重，以达到民众自愿守法、认同 法律的目的，从而建构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因此废除肉刑，并且削减死刑罪名。无论是重刑主义抑或轻刑主义都是社会对刑法任务与刑罚功能认识的产物。当人们 不再抱有刑罚万能思想，当历史证明即使严刑峻法，也带来甚至加速王朝灭亡的事实后，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则具备了观念基础。

　  总体而言，隋朝在量刑指导思想上是一个转折点，基本上确立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量刑指导思想，④只是没有将其贯彻落实到底。隋文帝晚年的“专任刑 名”以及隋炀帝的“益肆淫刑”，抛弃了这一量刑指导思想，导致《开皇律》被束之高阁，终致“天下愁怨，溃而叛之”，⑤也注定了隋王朝的短命。唐高祖李渊于 太原起兵反隋之初，鉴于“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教训，⑥就曾颁布了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既平 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 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⑦唐王朝建立后，面对“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的惨败局面，⑧除积极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外，唐太宗等认为 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路径就是慎刑，因此继承并发展了隋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量刑指导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

　  为何唐律奉行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这首先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用法之道相关。他即位以后，尊孔子为“先圣”，奉颜渊为“先师”，接受魏征等的谏言，把儒家的 “仁政”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思想。他在组织群臣讨论立法时，又采纳了魏征以“宽仁慎刑”作为立法思想的意见，“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 意”。⑨ 之后，唐太宗又明确提出了“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⑩的死刑适用标准。因此，“仁义治天下”成为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之政治支撑，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 大动力：以轻缓的量刑纠正法典的重刑主义形象，从而实现刚猛量刑与宽仁量刑之间的相克相生、相得益彰。有鉴于此，一方面，作为“正刑定罪”的唐律要求既重 刑度，又重教化，宽仁治国，“布宽大，削峻法”;(11)另一方面，唐律又基于“天下之本在于国，国家之本在于家”的精神，严惩“十恶”之罪，从严治吏。 关于宽猛相济的作用，长孙无忌曾从反面阐述曰：“轻重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12)一旦违背宽猛相济，必有不利的后果：这不仅 会导致打击重点偏差，放纵“十恶”之罪，而且会导致刑罚严厉，处罚残忍;同时，也不利于改造罪犯，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如此一来，当然就只能按照宽猛相济来 处理用刑的轻重以及量刑制度的建构了。特别说明的是，唐律以宽仁量刑为指导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从宽量刑取向，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对严重犯罪 量刑从重的基本原则，而是在客观上与后者相须而生，互为补充，形成了宽猛相济、宽严俱平的新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宽猛相济是唐律量刑制度建构的指导思 想，它其实是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作用之结果。对此，决不能倒因为果。

　  “夫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13)在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确立的过程中，魏征、王珪、房玄龄、马周、长孙无忌、戴胄等开明的辅佐大臣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他们把隋朝短命的原因归结为“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14)因此“宽简刑政”才是治国之本、安 民之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15)同时，魏征等大臣多为儒学经士，崇尚儒家思想，而儒家主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16)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慎狱恤刑”，在量刑上主张“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17)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 于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他们参与朝政，有的甚至参与唐律制定。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唐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确立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可谓理所当 然。所以，《唐律疏议·名例》开宗明义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可见，唐律创制之始，就把法律的功效与礼仪道德的 作用“相须而成”，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了。这都为唐律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之确立打下了基础。

　  凭心而论，能让唐律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落于实处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礼法结合”。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论道：“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 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刑律尤为儒家化。”(18)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礼法并用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唐律亦不例外，并且将 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礼法结合”一直在唐律中位居立法基本原则的高位。而儒学维护德礼，强调仁政，崇尚慎刑，因而在法律建构上主张“德主刑辅”。 恰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言：“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19)在唐律中，礼不仅是 断罪、刑罚设置的根据，而且是量刑的重要参数。比如，《唐律疏议·名例》“徒刑五”条(第3条)“疏议”即从《周礼》中寻找确定徒刑这一刑种的依据，曰： “《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甚至可以 说，唐律中的刑罚与量刑往往只是“儒学”这一道德信念的先验演绎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又直接导致自汉初以来流行 700多年的“春秋经义诀狱”走向消亡。

　  “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虽非是唐朝的创造，但却是经唐朝的实践而成为一种与重刑主义背反的新思想，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开启了中国古代量刑宽缓化历程，带来 了封建时代少有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唐律量刑制度的精髓即在于此。当然，基于这一量刑指导思想，唐律量刑制度及其法律实践又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 它封建王朝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