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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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 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 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 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 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 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 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 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