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 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 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 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 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 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 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 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 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 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 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 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 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 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 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 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 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 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 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 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 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 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 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 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 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 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 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 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 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 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 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 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 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 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 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 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 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 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 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 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 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 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 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 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 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 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 在台湾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