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 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 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 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 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 “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 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 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 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 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 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 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 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 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 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 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 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 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 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 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 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 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 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 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

　  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 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 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 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 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 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 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 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 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 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 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