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青睐的自考制度，现在却饱受质疑

　  华商报揭秘的“地下招生团队”是专门负责自考招生的社会组织，承接自考的招生任务，收入不菲。那么，什么是自考呢? 自考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简称，此项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高考制度刚刚恢复，想要读书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 人数量庞大，而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满足这么多需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加速，社会也需要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自考制度以其质量优势、培 养成本优势、开放优势等大受考生欢迎。

　　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不断进行扩招，考生的选择多样化，自考风光不再，甚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自考生数量萎缩、自考声誉降低、自考文凭含金量受质疑等等。

　  石丹淅在论文《自考毕业生就业质量偏低的经济学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1999年以前，高教自考主要处在学历补偿阶段，此期间高教自考呈现出“高生源 —高过关率—高就业”的“三高”态势。然而，1999年以后，高教自考似乎失去了昔日的魅力，不仅在生源方面受到极大挑战，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日趋凸显， 高教自考教育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偏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教自考大体呈现出“低生源—低过关率—低就业 “的“三低”窘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看起来已经缺乏吸引力的自考，却以特殊的形式悄悄野蛮生长。

　　需求降温了，众多机构却在抢着办自考助学，导致乱象丛生

　　自考本身只是一种学习能力测试，然而考试前的“社会助学”留了后门

　  自学考试本身并非是完整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只是一种学习能力水平检测的形式，也就是说，不会管考生是如何学的。然而，实践中除了考生自学而外，政策也鼓 励社会机构办学来帮助这些考生学习。这就让自考实际上存在三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环节，分别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

　  2010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管理试行办法》中规定，“社会助学是指各类高等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社会力量，根据自学考试培 养目标的总体要求，依据自学考试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要求，采取全日制、非全日制方式，通过电视、广播、函授、书刊、网络、面授等多种形式，为自学考试学习 者创造学习条件，帮助和指导学习者学习的活动。”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兴办社会助学的实际上是高校或者社会教育机构。然而，这么多机构来助学，无疑会出现问 题，社会助学这一环也因此弊病丛生，创造了很多骗人的机会。

　　助学招生混乱，以虚假宣传和承诺吸引考生

　  报考人数连年减少，使得自考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高校数量的增多、自考助学机构的兴办，加剧了自考招生的竞争。申鸣凤在论文《我国高校自考助 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问题与对策》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80%的普通高校和一半以上的成人高校参与了助学活动。

　  高校下属院系创收的多少，不但是衡量一个院系效益的重要标准，而且与教师收入挂钩。申鸣凤具体介绍了自考创收收入的分配，“在分配的比例中，院系往往得 到的是大头，往往能得到学费的50%-80%左右。如全日制助学班学生的学费每年在4000元左右，院系能拿到2000-3000元，以一届招收200个 学生计算，一届能创收40-60万，而如果有两届学生，创收将达到百万之巨。”因此，利益驱动导致高校的自考助学沦为商业活动。而招生是助学活动的基础， 招生效果的好坏，关系到自考能带来多少创收。正因为如此，很多学校为抢生源无所不用其极，招生乱象丛生。比如，片面夸大办学条件、有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校 和自考的概念、承诺考试通过率和发放文凭等。有些学校甚至将自考招生任务承包给社会机构或个人，聘请社会招生人员，承诺给予巨额经济利益回报。

　　华商报的报道中提及，“一位多年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士透露，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继续教育学院，但有些学院，通常会将自考类教育承包给私人老板，老板给学校交钱。承包老板把招生任务转给地下招生团队，承诺招一个学生给多少钱：一般招一个人可拿到3000 元，甚至有的学校可拿到6000元。”而“基本通过招生团队两个月可招到200人左右，多的可以招到800多人”。

　　利益驱动下，号称“联合办学”的大学成招生机构行骗靠山

　　高校和社会机构的联合办学，加剧了办学的畸形。

　  2013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深陷“学历门”的舆论漩涡，70名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职业培训班学生学历“本科变专科”。光明日报对此进行了详 细调查，“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甲方)与东方致远公司(乙方)双方合作办学，签订了《职业培养课程班培训协议》。按照协议，日常管理由公司负责， 教学管理由高美中心负责，部分首师大美术学院老师参与授课，另外从其他学校也聘请一些教师。”而“首师大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是一家向社会公众提供美术类 职业教育培训服务的专业机构，其性质为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自身并不具备颁发任何性质高校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法定资格。”

　  可见合作办学之混乱，一家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却打着首师大的旗号，并且聘请首师大美术学院的老师授课，而日常管理却由中介公司负责。在纠纷中，校方指责 中介公司违规操作，称自己也是受害者，只是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但中介公司则叫屈“我们是合作办学，所有的手续都是学校的手续，如果学校不知道有这事，那 它出面处理这事干嘛呀，又赔钱又赔款的干嘛呀?”

　　高校和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乱象不是个例，很多学生会上当受骗，就是看中了社会机构背后所依赖的高校牌子。

　　然而，抢到生源后敷衍了事，教学质量堪忧

　  抢到生源、收取高额学费后，助学工作只是敷衍了事。学生们真正进入学校才发现，众多承诺化为泡影。申鸣凤在论文中指出，不论是教师团队还是管理团队，大 多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而对于教学资源的安排，基本上都是要在满足本科生的需求后再考虑自考生。安排给自考生学习环境和住宿条件很差，很多学校自考生甚 至被排挤出校园。他们被安排在校外租用的民房中住宿，在校外租用的教室中上课，根本谈不上利用图书馆、实验实训基地、校园网络等基础设施。

　  还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学历门”事件为例，与学校签约的中介公司在招生时虚假宣传、违规操作。而涉事学生在即将毕业时才意识到学历承认存在问题，其中一名 学生回忆“在学校我们和统招生的待遇不一样，学生证和购买火车票的优惠凭证都没有，住宿是在首师大校本部一个家属院的居民楼，不能在图书馆里借书。”

　　归根结底，管理漏洞开了方便之门，自考是否有必要存在值得反思

　　自考的管理漏洞多多，是时候该堵上了

　　制度的不完善，助长了高校在自考助学中的违规操作。自考涉及的面非常广，但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管理而言，关于自考的制度、政策和规定都不够细致、具体。这使高校和社会机构在自考助学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尽力钻政策的空子。

　  此外，教育行政部门缺少对自考助学的监督和规范，既对助学单位的办学情况缺乏了解和审核，又对教育质量缺少追踪和反馈，自考助学的质量完全取决于高校的 自律。申鸣凤在论文中强调“由于这些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助学机构)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这也让他们具有了极大的权力。而过于集中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 力的寻租现象在自考领域屡见不鲜，这极大地助长了自考助学领域内的不良风气，损害了自学考试的社会形象。”如今，高等教育资源和机会越来越丰富，自考这项 30多年前开始的政策显然很跟不上形势了。既然如此，是时候该做些改革，避免新人拿着旧政策来作恶。

　　结语

　　一纸录取通知书承载了太多功利因素，家长和考生在求学心切的同时，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落入自考陷阱之中。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