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发表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曹大澄所写的《余党末日》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另外，国家计委原副主任袁宝华的秘书王守家至今保存着当年被派遣到上海时的工作日记。

　　如今，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长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研究“文革”历史，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三人合作，如实记录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以飨读者。

　　八人小组赴上海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实际肩负深入虎穴的秘密使命

　　1976年10月7日晚上，王守家在家里接到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打来的电话：“守家吗?你明天上班时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王守家多年担任袁宝华的秘书，对这样的电话习以为常。10月8日8点，他一进计委大楼就直接来到袁宝华的办公室，看到除袁宝华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王守家心中一惊，谷牧副总理亲自过来，出了什么大事?很快，又进来七位同志，这些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文革”期间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解决濒临停产的钢厂、电厂等企业和人民生活问题。自封为“救火队”队长。

　　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

　　周力，物资部调度局局长。

　　曹大澄，国家建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运输处处长，“文革”期间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

　　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石油钻探钻头工程师，地下钻管、钻头专家。

　　王德瑛，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陈斐章，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9时，谷牧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大坏蛋抓起来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其实是10月6日晚把“四人帮”抓起来的。7日上午，谷牧到玉泉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他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

　　大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使劲鼓掌，叫好。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把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 海深层情况，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告诉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做秘密串联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 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向外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他宣布，派遣 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

　　兵贵神速，此时距粉碎“四人帮”仅仅过了36个小时，“四人帮”上海余党还没有摸清北京的动向。

　  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三位国家建委的同志是谷牧提名的。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陈斐章、王守家四位同志是袁宝华提名的。物资部的周力也是袁宝华 提名的，袁担任过物资部部长。为什么挑选这八个人呢?意图很明显：在当时，各省区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 八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是这八个人和各省区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到上海出差，别人都会相信是真来抓计划、 生产、建设业务工作的，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王守家在派遣小组中负责总务工作。徐良图要王守家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八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计委接待室订妥次日晨第一班飞机票。订好票后，王守家立刻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打电话，告诉接电话的甲某：明天我们八个人到上海出差。7点4分起飞，8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接头”呢?王一平和谷牧本是山东荣成同乡，青少年时代同学，1931年两人同时参加革命。王一平1935年底组织胶东起 义失败后，到北平找谷牧接上组织关系，当晚住在西城辟才胡同谷牧租的公寓。1936年4月30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 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后，两人一起到东北军学兵队。抗日战争时期，两人同在山东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同在上海市委工作。1955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 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建委撤销后，谷牧任经委副主任。王一平在上海市委做组织工作，后任书记处书记，“文革”开始后就靠边站了，以后又作为团结对象 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委会。

　　王一平和曹大澄都爱好书画。每逢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因而王一平、曹大澄成为书画朋友。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就是私下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秘密活动。

　　曹大澄想，这次到上海既然以以画会友为掩护，就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黄胄家。

　  黄胄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曹大澄一进来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 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说明来意后，黄胄非常爽快地将案子上的一幅《四蟹图》卷 起来交给他，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

　　10月9日一早，徐良图、曹大澄、王守家等八人准时在首都机场登机。

　  自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上海建立革命委员会，1971年建立市委，十年来人员一直稳定：张春桥任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二书记、革 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在上海也是这样排名。另外，马天水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任书 记、革委会副主任，但周纯麟一直受到打击、排挤。

　　徐景贤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虽然居第六位，但是在上海号称徐老三。他的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深受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任。

　　王秀珍任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有：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金祖敏。列席常委有：陈阿大(工交组)、叶昌明(工会)、陈新发(团市委书记)。王少庸、冯国 柱、张敬标三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金祖敏1975年调北京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是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小兄弟，握有实 权。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金祖敏都已于10月6日被抓起来，马天水、周纯麟7日被中央召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这些人都在上海，他们如果知道“四人帮”被抓，决不甘心束手就擒。

　　从机场到市区，一路观察，上海呈现出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10月9日8点32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空荡荡的，找不到接站的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守家当即给工交组甲某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八人已经到上海虹桥机场，怎么没来接站?”

　　甲某说：“已经写电话记录，报告工交组组长陈阿大了，他至今还没批下来。”

　　王守家反问：“难道安排住宿还要批准吗?”

　　甲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没有正面回答，又说：“上海的旅馆全都满了，没地方住了。”

　　王守家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不能回北京了。实在没地方，就住在你们办公室吧!”这时，机场一名值班同志说了一句：“最近根本没有什么人来上海，旅馆怎么可能都住满了呢?”

　　甲某又说：“机场有车子吧?”他是想将徐良图一行拒之门外。

　　王守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必须来接我们。”

　　甲某说，等我再联系一下。过了一个多小时，甲某来电话，说火车站可能还有旅馆，等他联系一下。又过了一个半小时，甲某来电话说：“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们处长去机场接你们。”

　　甲某所说的那名处长是上海市工交组下属的生产组负责人之一。生产组是工交组最重要的单位。

　　徐良图一行又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那名处长才坐一辆小面包车过来。一见面都是熟人，那名处长忙说：“真是对不起，值班员没有交接好，让你们久等了。”

　　大家上车后，那名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春桥同志好吧?”

　　大家不动声色，回答：“都很好。”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路口设了哨卡，荷枪实弹的民兵检查过往的行人，大家顿时感到形势不同一般。一路观察，上海呈现出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包车把大家拉到距离锦江饭店不远的一座三层小楼，那名处长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现在我来安排一下，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事后知道，那名处长所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就是继续研究武装叛乱的会。

　　10月7日晨，中办秘书局电话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行前，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商议，感到中央这次开会通知的程序不同寻常，过去是中办通知上海市委，由上海市委通知警备区周纯麟，而这次是中办直接通知周纯麟。

　　7日中午，马天水临走前，商定到京后两小时内来电话报平安，如果三天联系不上就要做出反应。随着飞机起飞，马天水一去无消息。

　　10月8日早晨，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给王秀珍来电话说：“春桥的儿子原定8号去北京，昨晚我打了一夜电话也没打通，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用保密电话找王洪文想问个究竟，王洪文不接电话。连王洪文的秘书、护士、警卫也都不接电话。王秀珍犯了嘀咕。她找徐景贤商量，安排廖祖康、肖木、何秀文这几个手眼通天的“首长”贴身秘书分头给张春桥、王洪文打电话，也都无人接听。

　　徐景贤拨通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鲁瑛的电话，存一线希望想问个明白。不料，鲁英嘟嘟嚷嚷说：“什么春桥秋桥的，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什么文元武元的，我根本不认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来电话，说他本来要率团出国演出《红色娘子军》的，中办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刘湘屏说：“没有发现异常。”

　　上海警备区作战处通知：总政首长指示，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不开了。这个通知有些突然。

　　在关键时刻，上海市委警卫处长接到公安部一位领导的电话，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分析北京确实发生了情况，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被“锁起来了”，立即决定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8日晚8时，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肖木、廖祖康、康宁一。会议决定上海要与中央“决一死战”。

　　徐景贤写了上海进入临战状态的命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两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名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

　　徐景贤写好后，当面交给王秀珍，嘱咐按命令行事。同时决定，徐景贤、王少庸、张家龙等转移到丁香花园，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等转移到民兵指挥部。确定由张敬标留守市委(康平路)，观察动静。

　  徐景贤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些人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开会，决定上海要造舆论，中央发生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徐景贤 强调不刊登新华社发来的稿子，报上要多登自己的东西，上海广播电台要继续播放《按既定方针办》等歌曲。“不要听北京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上海要造 反。动刀动枪，在所不惜，流血牺牲，无所畏惧。”

　　当晚11点半，王秀珍率领一班“武将”聚集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大战前夜的动员会，成立作战指挥部。

　　9日上午，这些人见一夜无事，中央并没有派人来抓他们，又离开丁香花园、民兵指挥部回到康平路。

　　10点，徐景贤、王秀珍及王洪文的小兄弟集中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内开会研究对策，忙于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就在此时，徐良图一行八人突然到达上海，虽然说是来抓革命、促生产，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来，徐景贤、王秀珍等对北京充满戒备，当然不欢迎北京来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