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说的高职教育“发烧”主要有三点，也的确如此

　　高职教育有问题并不出人意料，然而来自资深业内人士详尽解读却不多见，贾少华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对高职教育的现状有更深的了解。

　　表现一：高职院校“升本”愿望炽热

　　贾少华认为，高职院校“发烧”的一个表现是，“(高职院校)缺乏基本的自我认识，痴迷于专升本……高职院校学生普遍无所事事，是缩短学制还是延长学制?当然是要缩短学制，但高职的办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变三年为四年，让学生再玩一年。你说，这不发烧还有谁发烧?”

　　这一点说的确实不错。在现实中，即使在教育部明确表示“高职院校原则不升为本科”的不利形势下，高职学校仍心有不甘，被贾少华批评的“四年制高职”就曾遭到过变相“升本”的质疑。这类四年制高职虽不是主流，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表现二：引进博士多，注重科研，突出“高”

　　贾少华认为高职院校追求”高“的另一表现是，“缺实训条件缺师傅，还要不惜代价要高学历的老师”，“高职以就业为导向……当今的高职，却钟情于‘科研、学术’”。

　　实际上，高职教育对教师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学历崇拜”，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盛健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并不是说博士学历就一定能教好学生，但是学历高一点、学科基础扎实一点，对专业的系统把握能力会好一点。”

　　此外，高职院校也有科研考核任务，过去评选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条件包括“教育教学改革领先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形成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既然有“产学研”的要求，高职院校对科研自然也不能放松。

　　表现三：强迫学生花时间在理论上

　　让贾少华不满的另一点是，不仅是学校自己“发烧”，还要让学生一起“发烧”：“一方面是不让学生掌握高深的学问决不罢休，一方面是对课堂里的昏睡一片又熟视无睹……学生考试有困难，老师给答案;学生考不出，老师给分数”，“还没教会学生写通知，却要学生写毕业论文”。

　　这种批评也不为过。虽然有研究者强调，高职教育也是高等教育，打好基础才能让高职学生可持续发展，但这种美好的愿望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高职生是因为考不上本科才选择了高职，他们希望学到实用的技术，而不是高深的理论。

　　至于论文则更没有必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专科生不用写论文，现在写论文的用处是什么呢，据贾少华透露，“居然都成了学校内涵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佐证和标志”。

　　求“高”容易收益大，高职院校自然丢“职”求“高”

　　在贾少华看来，求“高”是高职院校“神志不清，不再有基本的辨别和判断的能力”。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求“高”是高职院校理性选择的结果。

　　相比于求“职”，求“高”要容易得多

　　要想培养高技能水平的高职生，必须有优秀的高职教师。通常来说，一个优秀的高职教师应同时具备教师、工程师和高级熟练工人三种职业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但中国的高职院校中，这样的人才仍非常匮乏。

　　引进有多年实践经验的高级技工虽是解决之道，但目前我国不仅没有成熟的人才引进机制，而且在高级技工工资高的情况下，高职院校能否请得起也是一个疑问。

　  相形之下，求“高”就容易多了。高校扩招让博士人数大幅增加，博士生应聘高校辅导员已不是新闻，“大学保卫处招博士”才够格占据头条。在这种情况下，高 职院校招到博士并非难事，而且招收能够撰写学术论文的博士，不仅能够提升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还能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高职 院校自然愿意干。

　　为了和中职拉开差距，高职院校也不得不“高”

　　高职院校追求“高”也有“不得已”的因素，那就是和中职拉开差距，以此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

　  在论文《试论高职教育的尴尬处境及未来走向》(2012)中，作者王亚明指出，高职与中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中都提到过“高素质”、“技能型”，这种交 叉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虽然教育部也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引领性作用”，但这样概念化的表述实操性并不强。目标定位的 类似导致了培养过程的趋同，“中职与高职在专业设置上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专业名称一样，连专业的课程体系也基本相同，教学内容也大量重复交叉，以至 于高职教师无法完成对来自中职学校学生的教学”。

　  培养过程和目标定位趋同又导致了两者最终产出的成品也极度相似，“人才质量包括素质、技能、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区分度”。2013年，浙江经贸职业学院招 生就业处处长张瑶祥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给出的一组数据即是明证——“近62%的操作工、机修工岗位不限学历或只要求职高以上;明确要招高职的岗位 不到总量的20%，其中一部分岗位还可以被中职毕业生所替代……让读了三年高职的毕业生去从事与他当年没有考上高职的同学同样的工作，既尴尬又无奈。”

　　总之，高职现在追求的“高”恰恰都是中职没有的——“专升本”、重科研、写论文。

　　求“高”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高”也能给高职院校带来实际的利益，贾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职的学制由3年延长至4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副厅级有可能变成正厅级”。

　  此外，适龄人口减少导致的“生源荒”已经蔓延至高职。曾有媒体报道，高职学校招生已近乎赤裸裸的生源买卖，一个学生的“行情”大都在2000元左右。如 果一所高职能做到“专升本”或者“本科化”，在学历崇拜依旧严重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多的学生报考，有了生源，学校的生存也就更有保证。

　　高职盲目求“高”却苦了学生，没有一技傍身的职业教育难说成功

　　高职院校盲目求“高”，学生难学到真本事

　  近年来，高职生的就业率屡创新高，甚至超过本科生。一些人据此认为，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更符合市场要求。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在论文《高职课程有效性研 究》(2010年)中，刘松林博士的调查发现：高职课程内容总体有效性不高，有半数企业对高职课程不满意;高职毕业生的基础技能不很符合企业的需要;高职 生的个性品质没有完全达到企业的要求。可见，高职生的高就业率(如果没有水分的话)，与其说是高职教育适应市场，不如说高职毕业生的心理预期低，找工作不 挑。

　　高职学生的培训条件又如何呢?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校长沈汉达在《中国职业教育魅力构建论》(2012)中，记录了一个关于学校设备和实训条件的调查结果：高职生中，33.9%的人认为设备落后;38.3%的人认为设备数量不足;45.3%的人认为场地不够。

　　没有好的培训条件，技能培训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学到真本事也会难上加难。

　　学生技能的提高需要真正的校企合作

　  虽然每个高职院校都在喊校企合作，但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很多高职学校的实习都是安排在第三年，实习公司和学生专业的相关性联系也不紧密。富士康调研报告 曾指出，在富士康的不少厂区都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在某些车间，学生工使用率竟高达50%。根据访谈以及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介绍，到富士康实 习的学生基本来自一些职业技术学校(技校、中专，也有大专)的二、三年级学生。

　  在这方面，德国职业教育下的校企合作值得学习。作为一个联邦分治的国家，德国2005年通过的《职业教育法》却是联邦基本法。德国的职业教育大纲的制订 有严格的流程：由行业协会对职业进行综合调查分析，做出能反映该行业普遍生产方式的职业岗位分析后，由政府、企业、学校代表共同商讨，制定国家层面的职业 教育大纲，之后再由州联邦政府和联邦校长联席会议根据各州产业结构的特点进行修改，制定各自不同的教学计划。

　　德国的职教生每周三天在车间，两天在学校，专业也必须对口;德国还向职业教育补贴资金，自2008年夏开始，企业每增加一个职业教育的实习职位，政府资助4000-6000欧元(《中国职业教育魅力构建论》(2012))。

　　在郑也夫教授看来，中国的企业对校企合作不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按照德国的模式来)企业提供场地和设备培训，本应该是主角，但在当前的合作中，他们连对等的合作地位都没有，企业不愿做“冤大头”。

　  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没有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而这是社会和政府呼吁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前提。因为在当代社会中，人才的流动是很难阻挡，“花钱培养的人才跑 了，是对培养方的致命打击。钱国家花，培训企业做，挑选毕业生企业优先，即使没留住，企业尚可承受，非如此这盘棋才能做活”。

　　结语

　　说起职业教育不昌，很多高职研究者都归咎于社会大环境，而忽略了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不能给人一技之长的职业教育，不仅误人子弟，更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