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外语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对“单位人”的影响巨大

　　管你是教书还是写书的，为涨待遇，得评职称，为评职称，需考外语

　　职称这个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词语在许多国企和事业单位广泛存在着，而且还和待遇挂钩。一般来讲，职称晋升一级，便能涨个几百块钱的工资。工资帐是最浅显易懂的了，职称的好处可不止于此，还标志着身份、权力。所以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也想要个好职称，今年4 月，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曾经公开举报诗人田禾为了评职称“用钱铺路”。

　  除了钱，职称还得用外语来铺路。在计生领域，人们常常领教“一票否决制”的厉害。而这个词语在职称评定上也吃得开，凡是外语不过，是评不了职称的。举个 例子，去年四川在线报道，“成都羊西线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吴小姐要参加29日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她说，考不上就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就解决不了工资待 遇。”就是这么残酷。

　　然而，职称外语不伦不类，还藏污纳垢

　　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职业不需要外语好，更不用说僵化的“应试外语”学了也没用

　  职称外语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1999年正式成为一项全国性的统一资格考试。而在11年前，新华社已经质疑过该考试。新闻中的主人翁叫顾建人，是 上海的一位农业技师，这样一个“近年陆续发表了10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同时在农产品开发方面成果卓著，仅2001年就盈利300多万元”的人，却连续 两年参加职称外语考试没及格，评不了高级职称，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

　　然而，人外有人，比起山东作家铁流来说顾建人还算“幸运”。两年前，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作家铁流为了评副高级职称(二级作家)努力了12年，考英语、考计算机，被考试折磨得垂头丧气。

　  显而易见，农业技师也好，作家也好，他们并不需要外语好。况且，职称外语也是非常死板的考试，分为填空、阅读理解等几个部分。在早期，甚至出现过把辅导 教材里的原题照搬到题目中的情况。而教材也有问题，《对全国职称英语考试指定用书的一些质疑》(2007.3)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者黄为峰所写，他总结 出 “有的题目选项带有中式英语特点”“有的题目答案明显错误”等许多问题。而经济参考报的报道提到，“尽管当前各种智能终端便捷易用，但职称英语考试仍采取 让考生查字典的原始方式。”一股山寨气息扑面而来。

　　不难看出，即使通过了职称外语考试的人也难称得上外语好，而这样的“应试外语”在他们工作中很难用得上。事实上，现在正常的大学毕业生都过了四六级考试，即使真要证明外语应试能力，这也够了。而一份工作倘若要求外语能力，也不是这些死记硬背的考试所能够考察出来的。

　　最可怕的是，凡有考试就很难摆脱利益乱象，甚至涉及到考生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翻阅媒体新闻和相关文献数据库不难发现，最早在2004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质疑，源于新华社一篇名为《职称外语考试该向何处去》的报道。然而，十多年 过去了，大大小小的质疑声中，专家媒体的炮轰下，职称外语依然坚挺得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考试已经成为产业链，涉及多方的利益，教材、报名费、辅导班等 等，统统都是钱。而这项考试每年都有百万左右的人参与，“产业链”之壮观可想而知。

　  上文是明面上的，在冰山底下则是一条作弊“产业链”。各地都查处过许多的相关作弊行为。作弊还可能涉及考生个人信息泄露这个大问题。近年来，不少考生都 发现，自己报名参加考试后像是被盯上了，夸张到收到不同的号码发的“作弊广告”。这种精准定位，不是“内鬼”还会有谁做得到呢?

　　职称外语等资格许可缺乏正当性，不能坐看阑尾发炎，该割就割

　　职称外语的存在缺乏法律基础

　  职称外语考试是由人社部来统一组织，同时，这张证书也是取得官方的职称认定关键因素，关系到“单位人”的待遇、发展。绝对属于行政许可。然而，中国的 《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3项明确规定，“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 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现在的职称外语能涉及多少公共利益呢?显而易见。

　  再来看历史沿革，职称外语考试的基础来自原人事部1998年下发的一份文件《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除此之外便没有根据了。今 年7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结论很明确——“对国务院部门设置实施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以及国务院行业部门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自行 设置的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或不宜采取职业资格方式管理的，按程序提请修订 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 所以职称外语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讲，都没有正当性可言。一个对比是，韩国也有统一的职业技术资格考试和评定体系，然而是由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的，在 1973年韩国便有了《国家技术资格法》。

　  实际上，就连职称评定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广受质疑。所谓职称，其实还是把人给限定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只是因为实在涉及到太多人的既得利 益，所以很难改革。而韩国即使有技术资格制度，其实也和中国不太一样，更多是为了鼓励产业技能工人的发展。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职称制度本身也存在 问题，吸附在它身上的职称外语有多尴尬可想而知。

　　由政府来完成的职业资格许可与认定应该少之又少，而不能假公共服务之名给公众添堵

　  职称外语等诸多职业资格认定的组织者都是有关政府部门。官方也曾经回应过，认为职称外语是公共服务。然而，不管是国家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其实都不适合来 做这样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政府管得太宽就限制了个人的劳动自由。这时候，大概有人会问，企业和社会也是需要知道个人职业能力的啊，例如家长有权利知道给 孩子上课的是什么级别的教师，所以由政府部门牵头颁发权威许可有何不可呢?可问题是，政府可以来做公共服务，社会机构和行业组织也一样可以做，还不用担心 权力寻租的问题，且可能因为存在机构间的竞争而做得更好。倘若实在有政府崇拜，那么可以学习德国的做法，由政府立法，做好认证制度的法律保障，而具体的实 务还是由行业协会来负责。

　　公共服务更不是一顶表示公共利益的万能帽子。事实上，不管是我国法律还是国外的许多主流经验都是，需要政府机构来做职业资格许可的情形必须是跟重大公共利益有强烈关系，并且还得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在美国，执业护士(registered nurse)一般是由各州政府的护士局组织资格认证的，而“执业护士法”提供相关的法律保障。

　  什么样的职业资格才需要许可限制，并且还需要政府来做呢?法学博士李锦辉在《我国职业资格考试的行政许可规制问题探析》里提到的标准很有参考意义，他写 道： “(1)服务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服务提供者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例如医师。(2)服务内容外部性很强，如果服务 出现问题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律师、注册会计师等。(3)直接关系生命、人身安全、财产的行业，如飞行员。只有符合了这几个标准才算是符合《行政许 可法》的‘公共利益’标准，才应当设立资格认证考试。而只有直接关系生命、人身安全、财产的行业才应当由行政机关进行资格认证。其他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应当 对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行业从严解释。”打个比方，类似消防员这样的职业，是关系到重大的公共福祉的。可不能反过来了，行政部门要管事业单位的人外语好 不好，而消防员则可以是“合同制”，零门槛。

　　结语

　　职称外语这样的职业资格在今天已经是无用而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更不用说它也跟重大公共利益沾不上什么边。这条“阑尾”此时不割更待何时呢?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