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荡起双桨，推开波涛，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 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 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 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 用;翁同 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 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琐屑的总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厚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确定了北宁、谅江 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 “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 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 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 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 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 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参阅本专栏2月22日 《改革的阳谋》)，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 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

　  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 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高喊主战，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 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 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

　  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 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 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 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的苦心经营，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 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幅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 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 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也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而已，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戌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 (Fortnightly Review)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 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 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

　　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 男子选手，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 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 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 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操劳、亲切、忍耐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