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 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 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以刑去刑”，用重刑治理犯罪;提倡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让吏、民在知法的基础上达到守法的目的;强调 刑罚的威慑功能，让民众对重刑产生强烈的畏惧感从而抑制犯罪。商鞅对官吏的犯罪现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认识到官吏犯罪 的特殊危害和恶劣影响，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在法制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对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有深远的影响。

　　一

　　商鞅认为，管理民众、治理国家，首先是管理好官吏，防止官吏犯罪，这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官吏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直接管理者，他们如果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犯罪，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民众。

　　首先，官吏的地位特殊，他们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民众中间产生导向作用。官吏犯罪，民众很容易效仿，也变得不守法度，从而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官吏为一己私利犯罪，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官吏)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

　  其次，官吏犯罪会引起民众对君主和国家的不满，进而会引起民众与国家的对抗。民众对抗地方官吏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一是避 而远之，从居住地逃走。与官吏正面发生冲突会影响社会稳定，从土地上逃走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相反，如果 官吏兢兢业业，上忠于君主，下体察民情，不做违法乱纪的勾当，民众就会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土地上，农业生产和军队的战斗力就有了保障，“官无邪则民不敖”。 农业发展，军队强大，国家就会强盛。

　  再次，官吏是沟通君主与民众的桥梁，他们向君主负责，管理民众。他们如果违法犯罪，破坏国家的法治，侵吞国家的财产，君主就会失去民心。老百姓和君主离 心离德了，国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所以商鞅对官吏犯罪特别关注，并且把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作为他治理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善为国者，官法明。” 即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会法令严明。

　  商鞅对当时预防官吏犯罪的监察制度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他认为，从制度上设立专门负责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让他们对官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官吏在监察 官的监督下，就不敢犯罪，这可以说是预防官吏犯罪的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这种监察制度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 “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置监察官本来是要预防其他 官吏犯罪，但是监察官也是人，他们也“计利”、“好爵禄”，他们也有“巧以伪”的一面，如果他们为了私利而与被监察的对象互相勾结，共同犯罪，互相包庇， 监察官的监察职能就没法实现。只好在监察官之上再设监察官，形成上下监督机制，监察官人数的增加，“多官众吏”会对预防官吏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监察 官人数再怎么无限制地增长，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官吏犯罪。因为官吏与官吏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会互相包庇，官官相护，蒙蔽君主和民众，所以善于治国的君 主不会“恃多官众吏”来预防犯罪，而是“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势”、“数”是预防官吏犯罪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

　  所谓“势”就是国君的权力和权势;“数”就是国君行使权力的方法。“权断于君则威”，国君如果善于掌握权势，就可以明见千里，官吏就会尽职尽责，不敢作 奸犯科。对于“数”的运用，除了一般的统治术之外，商鞅针对官吏犯罪的特殊危害和当时监察制度的漏洞，提出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具体措施，以法来表现国 家的意志，以法来约束官吏的行为，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凸显刑罚中重刑治理犯罪的威慑作用和抑制作用。

　  第一，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平等性，重刑治理官吏犯罪，是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商鞅认为，法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一 切人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就像度量衡一样是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所以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国君和各级官吏都不应该枉法任私。他 认为国君“多释法而任私议”是导致国家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立法为公，立法为公的基础是法律的平等性。强化法律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就必须保证法律的公 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实际上是纵容官吏犯罪，而官吏犯罪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一般民众犯罪，所以他提 出“刑无等级”，用“壹刑”来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 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鞅强调法律的公 平与公正，“壹刑”首先是“刑无等级”，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庶人，只要违犯了法律都会受到刑罚的处置，“罪死不赦”。官吏在刑罚面前没有了特权，就能充分体 会到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刑罚产生畏惧感，不敢再以身试法。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法律的平等性原则，维护 了法律的权威。

　  第二，明确官吏的职权范围，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商鞅认为，官吏往往超越权限，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别其势”，严格区分官吏的权限，无论 是在平级官吏还是在上下级官吏之间，都明确划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这样他们一旦越权操作，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察觉。没有了谋取私利的方便门路，违法犯罪 的罪恶手段就无法掩藏，“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官吏也就不敢轻易犯罪了。因此，“官修则有常事”，建立整饬有序的官僚体制，有利于阻止官吏谋取私 利的门路。

　  第三，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用利益驱动使官吏互相监督，以官治官，达到预防官吏犯罪的目的。商鞅认为官吏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很容易互相勾结、群体犯 罪，“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由于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旦罪行被查处，他们必定要官官相护，互相遮掩罪行，从而给治理官吏犯罪带来很大的困难。在 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的监察官也难免会被牵入其中，所以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里，问题的症结显然是官吏的“利合而恶同”，如果让官吏之间“利异而害不 同”，或者“事合而利异”，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他们互相勾结。同时采用利益驱动的方式鼓励官吏彼此监督，由国家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人一定的奖励。商 鞅还把奖励告奸的监督机制与连坐制度并行不悖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不告奸者与犯罪的官吏同样要受到刑罚，这样每个官吏都成为监督者，而他自己又时时处在别人 的监督之下，最终达到“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的最高境界，也就消除了官吏犯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