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南京政府丧钟

　  1949年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这使得国民党当局京师震动，人心惶惶。1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迁往广 州;2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政府“迁地办公”。明故宫机场的飞机，不停地为各国使馆和政府各部门的搬迁穿梭飞行。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南京迁 穗;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开始在广州办公。接着，南京政府各院、部、会、处的负责人，都纷纷抵达广州。

　  在国民党军江防空虚、军无斗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4月20日晚开始的渡江作战行动，更给南京政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 22日下午，匆忙宣布全线撤退。这时，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官员，乱作一团。下关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火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列车的运行已 经无人负责。当天下午，由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到镇江，即被人民解放军截住，南京和上海间的铁路交通遂被切断。平日最繁华的中山路、太平路等 地，商店已全部关门，行人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军队，匆匆过市，撤离南京。

　　24日凌晨2时许，人民解放军一O四师的先头部队，最先由江边进占总统府，将一面胜利的红旗升上总统府门楼。迎风招展的红旗，象征着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仓皇撤离广州

　　南京解放后，南撤的国民党各政府机构，遂以广州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上午直飞桂林。他在桂林一住10天，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使在广州等待他的政府诸要员颇为焦急，于是公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和白崇禧等要员于5月2日飞赴桂林，敦请其去穗主持政府，但李未走。

　  李宗仁对居正等表示，不谈好条件决不赴往。李提出的条件包括：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不得在幕后指挥;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 之，蒋不得从幕后干预;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蒋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运回;并再次建议蒋必须 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等。对于李宗仁提出的条件，蒋介石除坚决拒绝“出国”外，不得已表示：既然“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 (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又自广州来桂林劝说。次日，李宗仁才从桂林飞抵广州视事。

　  61年前的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覆亡和新中国诞生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由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一手操控的国民党政权，经历了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再至台北的四次迁移。人民革命的暴风骤雨，使蒋介石尝尽了“冬天饮寒水，雪 夜渡断桥”的苦涩滋味。

　　1949

　　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纪实

　  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正沿京沪(沪宁)铁路、京杭(宁杭)国道突进，旋克上海。第三野战军向浙闽疾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挥戈华中，白崇禧被迫撤离 武汉，退回湖南。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和李宗仁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愤而辞职。何从上台到下台，其间不到80天。何应钦去职 后，李宗仁本想抬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对蒋介石的幕后操纵略作抗衡。但蒋授意CC派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 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的任命未获通过。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的诞生，对南迁广州的国民党政权，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在向 华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则更加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人民解放军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国民党当局决定再迁政府所在地至重庆。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 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使馆同意再迁渝地。在从广州撤退时，国民党军炸毁了南郊的珠江大桥。10月13日，李宗仁离开一 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史书认为，“广州之陷落，不论在战略上或政治上，都是对政府之一重大打击。此意味 着，共党势力已由中国最北端之海岸伸展到最南端之海岸”。

　　匆匆迁出重庆

　  国民党政权由穗迁渝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借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 林、南宁;虽然国民党当局要其速回，但李宗仁置之不理。不久，李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蒋介石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劝其返渝，李坚拒不回。 12月初，李宗仁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

　　在李宗仁离开重庆的这段时间，西南战局一败涂地，宋希濂兵团不堪一击，川东尽失。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分别由陕甘、鄂西、湘西，形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包围态势。

　  11月23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与人民解放军激战于冷水场、水江石地区。蒋介石为之打气，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罗广文部 都节节败退，于25日失南川，28日又失惠民场、綦江，整个兵团几被全歼，仅罗广文只身逃至重庆。29日，人民解放军已击破胡宗南部第一军的抵抗，迅速攻 抵南温泉、渔润溪等市郊地区。蒋介石只好夜宿“中美号”专机，次晨飞往成都。30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重庆，西南地区最大的都市遂告解放。

　  在国民党政权据守山城重庆，作最后抵抗的危局中，他们预料重庆即将失陷，于是开始了溃退前的大破坏和大屠杀。9月2日，国民党特务在山城市中心陕石街纵 火，大火整整延续了12个小时，焚毁了30多条大街小巷，16个大小仓库堆栈，20多家银行钱庄，死伤人数多达2万余人。从9月6日开始，直到11月27 日，国民党特务分几批秘密处决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爱国人士331人。发动西安事变迫蒋介石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和黄显声，以及杨将军的幼 子、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民革重庆负责人周均时等等，都殉难于这次血腥的屠杀中。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中，“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1月28日由重庆飞成都;重庆各“政府”机关亦紧急疏散。11月29日，“行政院”正式迁至成都办公。

　　紧急由蓉迁台

　  蒋介石到成都后，几次找胡宗南商量作战方案，孤注一掷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以与台湾相呼应;任参谋总长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作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参 谋长，代行长官职权，并在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以胡部第三军军长盛文统率之。蒋要求胡派出有力一部，进驻自流井和内江，以阻人民解放军从东南方向进击;又 令退到三台地区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及杨森第二十军协助胡部，首先向南攻略遂宁;而

　　由万县退到大竹、渠县之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第十四兵团为侧翼掩护，与人民解放军在成都地区进行最后决战。

　  但是蒋介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而告失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自攻克重庆后，分沿成 (都)、渝(重庆)、绵(阳)璧(山)公路向西、向北进攻、占璧山、铜梁、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遂宁等地;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由贵州毕 节，北渡赤水，克合江、泸州、宜宾、自贡、荣县;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由秦岭方面分三路跨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直驱川西。胡宗南集团和川康其他国民党 军事力量处在人民解放军南北钳形攻势之中，乱作一团，大部起义，一部溃散。

　　1949年，对于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来说，是惨败和巨变的一年。对此，蒋介石父子的内心，充满忧伤与迷茫。正如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在 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做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