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民众开企业、跑项目、办事情……大多都需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办很多证明，花很长时间，以至于“跑断腿、磨破嘴，跑了十几个部门、盖了十几个章”的现象层出不穷。“不是在办证明，就是在办证明的路上。”坊间流传的这句话，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真实反映了当下企业单位和个人办事难、办证难的辛酸。

　　1、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政府将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确不容易

　  办个事儿为何就这么难?问题就出在繁冗复杂的行政审批手续——审批部门多、审批环节多。为破解这一困境，近年来国家逐步实行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十八大 以后，改革力度空前，过去两年，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兑现本届政府“在任期内削减1700多项审批权三分之一”的承诺。

　　对于很多政府部门来说，具有极大自由裁量空间的审批权即是寻租权，捆绑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前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收受的每一笔贿赂都与其手中的行政审批权密切相关。而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的确不容易。

　　2、然而，来之不易的改革红利，企业单位和个人并没有明显感受到

　　虽然政府部门自我革命不容易，但民众和企业并没有明显感受到简政放权带来的实效。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的提案详细罗列了行政审批改革后，一个产业或建设项目需要经过的繁琐审批流程：在某沿海城市，一个产业项目或建设项目，从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到验收办结或投产，共涉及约50项行政审批事项，需要提供第三方评价、评估、检测报告9～20个。如串联起来计算，整个流程需要300余 天。对中介报告的审查、评审，涉及委办局12个、科室约20个、经手150余人次。

　  事实上，根据人民日报、新华社、南方日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的调查报道，在很多地方，“环节多、耗时长、费用高、手续繁琐、往返普遍”——这些行政审 批的痼疾并未随着简政放权改革而得到根本缓解。可以说，企业办事的手续看似少了，受到的牵掣却一点没少，隐性的垄断收费似乎竟更多了。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的红利被部分“红顶中介”截流1、简政放权在做“减法”，“红顶中介”却做“加法”

　　政府部门将审批权下放后，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成为承接部分审批事项的接盘者。这本是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毕竟简政放权实质就是让市场的归市场。但现实情况这些审批权不是交给了真正市场化的中介结构，而是给了“红顶中介”。

　  从“红顶”一词便可知晓，此类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将“红顶中介”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审批部门直接下属 的事业单位或者主管的协会;第二种是原来为政府的机构，后因体制改革变成企业，但仍具有政府的属性;第三种是表面上与政府无关联的市场化机构，实质却由与 政府有关系的人控制。

　  不管是哪一类，“红顶中介”都是打着市场旗号、行权力之实，它们出具的结果是职能部门受理审批的前提，企业和个人要想在政府部门办理事项，得先过它们这 一关。有此大权在手，近年来，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第三方中介评估事项不断增设。九三学社中央统计称，目前贯穿于行政审批过程中的第三方中介事项有30余 项，且耗时长、态度差、收费贵。2013年，浙江省人大财经委对2000多家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感到最耗时的是中介服务，其中十多个 项目的服务时限为2个月以上;少则几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的收费标准也给不少企业添了负担。来之不易的行政审批改革红利，就这样被“红顶中介”蚕食至尽。

　　而“红顶中介”横行，其危害远不止是折腾企业和民众

　　“红顶中介”的存在毫无疑问严重阻遏了行政审批改革的落实，扰乱市场秩序，但其危害还远不止于此。

　　1、拿政府的鞭子收票子，“红顶中介”的寻租胃口会更大

　　有两个数字触目惊心。

　  据2014年6月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统计，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 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更早一些时间的2008年至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介组织贪污贿赂 犯罪达923人，分布于工程建设、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土地矿产、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等行业，涉案领域十分广泛。

　　背靠政府权力的“大树”，又没有政府行政法规的“缰绳”，鱼龙混杂的“红顶中介”只会比政府部门过去的行政行为更肆无忌惮。评估鉴定“虚高”、审计报告“放水”……当然，“红顶中介”还会成为腐败的重要推手。

　  严峻的反腐形势下，许多贪官已经不敢再直接伸手拿钱，而是通过与自己有利益往来的中介结构或者“中间人”收钱，手段和形式具有多样性，也更加隐蔽。 2013年，两位省部级“大佬”——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以及中国移动原副总鲁向东接连因受贿被判处重刑。两者在受贿情节、数额和所属职能部门上皆有不同， 但却显示了一种类似的腐败方式：山西商人丁书苗依靠刘志军在铁路系统的关系赚取过亿中介费;某杂志女记者隋乐(化名)则借鲁向东掌管移动市场部之机成立公 司分食“代理费”。

　　2、在某些领域，“红顶中介”的存在，还会给社会安全埋下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如前文所说，拥有特殊背景后，“红顶中介”各有各的生财之道，有的帮跑项目收取咨询服务费，有的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等名义向企业要“分红”，还有的 在鉴定、评估、注册或公证过程中，与相关企业做“地下交易”，别的公司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他们敢做，做得成。比如，做安全评估。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瑞海国际的安全评价报告被反复追问和质疑。而让瑞海通过安评的天津中滨海盛卫生安全评价监测有 限公司，正是一家有背景的“红顶中介”。其股权结构与天津消防部门有诸多联系。而据媒体报道，瑞海国际做安评时，第一家安评公司说距居民楼太近，不符合规 定，安评做不下来。后来换成有消防部门做“顶”的中滨海盛。结果从预审到验收，安评“一路绿灯”，瑞海取得了合法从事危险品仓储业务的资格，也给当地埋下 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埋下的隐患想想就叫人不寒而栗。

　　杜绝“红顶中介”，撕掉附于简政放权上的“狗皮膏药”

　　对于“红顶中介”问题，本届政府可谓高度重视，多次出台整治措施，今年7月，还正式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切断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利益链条。但撕掉附于简政放权上的“狗皮膏药”，确实不容易。

　  从以往经验来看，要严防重拳整治过后，“红顶中介”与行政机关明脱暗不脱。多年的交叉关系，使“红顶中介”与行政机关的相互渗透非常深，财务管理、人事 管理等工作几乎完全交融，基本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条。在原班人马不换的情况下，“关系”依然存在，很容易出现藕断丝连。政府要对中介机构实行更专业化的监 管，密切关注中介机构能否将伸长的手真正缩回来，这是脱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

　　进一步说，要最大限度斩断政府权力与经济的关系，毕竟“红顶中介”始终禁而未绝，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行政审批背后的利益。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多地退出对经济直接参与的领域，转而通过法律和制度服务于社会与经济，才能断绝权力”借尸还魂“的可能。

　  其中，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也是关键。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行业协会与商会有近7万个，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亦指出，其中多数组织是 “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或转制成立的，真正由市场自发产生的仅占30%左右。只有放开对社会组织的管控，让其自由竞争与自由成长，才能培养出一些真正的中 介组织，弥补当政府退出后的缺失空间，真正杜绝”红顶中介“。

　　结语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清除“红顶中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